1993年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丰收年。在这一年中，全国的考古发掘项目达五百多项，涌现出一批重要的发现，充分展现了中华古国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翌年伊始，《中国文物报》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在首都北京邀请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
物院等单位的著名考古学家，依据这些新发现的价值，经过充分讨论，从中评选出“九三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列榜首的就是“盘县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这是继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说它是“发现贵州最古老的人类文化遗物”当然是不准确的，因为它不可能比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更早，但它确是一个“规模巨大，文化内涵丰富”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少有的文化遗址，应当引起足够重视。事实上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我国最具有权威性的《人类学学报》已在1997年第3期发了专刊号，刊登了一组有分量的文章。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谁也没有把盘县大洞看做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当时，洞内还建有寺庙三间。70年代初，地质部门在洞内采集到一些动物化石标本，经鉴定属中更新世“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1990年，有人偶尔在这里发现几件石器，这才开始引起注意。1991年11月，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人前来考察，确认这是一处具有发掘和研究价值的旧石器文化遗址。1992年4月，由六盘水文管会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贵州师大地理系、盘县特区文化局，联合组成考察队，开展发掘工作，仅21个工作日，就获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已清理出的92平方米的工作面上，就得到了石制品2000件和动物化石近万件，并发现了4枚人类牙齿化石，给人以“喜从天降”之感。
大洞遗址，位于六盘水市盘县特区珠东乡十里坪村，距县城约49公里。这里地处贵州西部喀斯特丛沟谷地带，海拔1 400～2
000米。在谷地西部边缘，有一座不高的山坡，山体内发育三层洞穴，各层之间有竖井，陡坎相通，大洞在中层，最下层与地下水相接。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洞”，洞口宽55米，洞厅纵深220米，洞内平均宽度为35米，面积约8
000平方米，像这样巨大宽阔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无论是国内或国外都是极少见的。在开掘的92平方米的堆积层中，获得了近300公斤人工砸碎的动物骨骼和八百多枚动物牙齿化石，发现了大量燧石、玄武岩、碳酸岩和钟乳石原料和石核、石片及石器，还有面积较大、较厚的灰烬层，考古学家们认为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吃住场所、石制品加工场所和宰剐动物的场所”。
说它是一个巨大的“宰剐动物场所”，并非虚言，这里出土的动物化石，经过鉴定，有哺乳动物6目40种，另有少量鸟类和鱼类化石。啮齿目动物有皮氏毛耳飞鼠、似复齿飞鼠、岩松鼠、社鼠、安氏白腹鼠、爱氏巨鼠、华南豪猪；灵长目动物有猴科、猩猩；食肉目动物有最后鬣狗、中国鬣狗、豺、虎、豹、狼、狐、鼬、獾、大熊猫、熊、假猫、真猫、犬；长鼻目动物有东方剑齿象；真蹄目动物有巨
、中国犀；偶蹄目动物有野猪、猪、水鹿、鹿、麝、野牛、獐、鬣羚、麂、青羊。我们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动物名称，是想告诉人们，“大洞人”的肉食来源宽广，他们不仅捕捉啮齿类的小动物，还捕捉东方剑齿象、大熊猫、中国犀、巨
一类大动物；不仅在草原上猎取鹿、麝、野猪、猪、野牛、青羊、鬣羚，还在森林中猎取虎、豹、豺、狼等凶猛动物；不仅可以捕获陆地上的各种野兽，还能捕捞水中鱼类和射杀空中的飞鸟。这些动物中，东方剑齿象、中国犀、巨
、最后鬣狗、中国鬣狗等为绝灭种，据此大体可断定其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后期至晚更新世。
说它是“石制品加工场所”也未尝不可。在这个巨大的溶洞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原始人制造石器的过程，他们将板状燧石打制成石核，并利用上下两个自然面作台面打片，有的石核则利用石片疤为台面，而且以两个面交互作台面打片。打下的石片按台面性质，分为自然台面、打制台面和修理台面。修理台面的技术，在大洞得到进一步应用，比之黔西观音洞有较大发展。在黔西观音洞的2
323件标本中，确认为修理台面的只有4件，而大洞的135件标本中，有70件是有修理台面的。石器一般以石片为毛坯，制成边刮器、端刮器、凹块器、砍砸器，还有石砧、石锤和手斧、手镐。与“观音洞文化”相比较，同样都具有形制多样且不定型，主要用锤击法打片、中小型工具占的比例较大、以刮削器为主的共同特征，说明大洞“石器工业”技术仍保持了“观音洞文化”的传统风格。但是，大洞在技术上有所发展，除了修理台面技术进一步推广而外，出现了手斧、手镐一类工具，故有些专家认为它“在中国南方旧石器工业加工技术中独树一帜”。
在大洞出土的石器中，发现了类似欧洲“勒瓦娄哇”型手斧，还有一种类似缅甸“安雅特文化”常见的手镐，因此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说它有“与西方同期旧石器工业制作技术相对比的特征，这对研究远古时期东西文化交流传播、古人类迁徙有重要价值”。所谓“勒瓦娄哇”石器，是以预制石核为特色，它将选定的燧石石核进行修理，使其外缘轮廓呈倒置的龟甲状，然后在这种龟甲状的石核上打片，因而打下的石片一边平整，一边凸起，刃锋锐利，无须再作修理。这种技术在欧洲颇为盛行，并以首先在法国巴黎近郊的勒瓦卢瓦—佩雷发现而得名。大洞出土的手斧仅一件，轮廓似梨状，两面打击，根部作了修理，背面保留部分石皮。手镐实际上是一种砍砸器，只不过它的刃缘同镐体长轴成直交罢了。大洞是否使用了“勒瓦娄哇”技术，这是可以讨论的，但在“观音洞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新技术却是可以肯定的，犹如“水城人”开创了“锐棱砸击法”一样，“大洞人”创造了这种近似“勒瓦娄哇”的技术也未尝不可。把这种新技术、新产品与欧洲和缅甸相比较，是无可非议的，但不必一定与“东西文化交流传播”和“古人类迁徙”联系起来，因为在人类技术进步的途程中，处在某一相同阶段或大致相同的条件下，的确会有许多惊人的相似，这在“史前文化”中是不乏其例的。再说，仅凭一只手斧与欧洲常见的手斧有某些相似，或仅凭大洞的手镐类似缅甸“安雅特文化”的手镐，就断定是“古人类迁徙”，恐怕有孤证难立之嫌。至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传播”，在那样的时代，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原始人类，不可能从欧洲长途跋涉来到贵州，如果有这样的事实，想必在由欧洲经中亚或西亚进而到我国西北的途中要留下若干痕迹，否则便成了“天外来客”，不可想象。事实上，在那样的时代，也无所谓“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当然更谈不上什么“交流传播”了。
盘县大洞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才仅仅是一个开端，还有大量的工作没有进行，一个更加诱人的前景正摆在我们面前，还可能会有更多的新发现[1]。
注解：
[1]斯信强等：《盘县大洞发掘报告》，张镇洪等：《贵州盘县大洞遗址动物群的研究》及黄慰文等：《盘县大洞的石器工业》(均载《人类学学报》，1997年3期)。
网页编辑:高娃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