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使用狭义的“文化”概念，把它理解成“精神产品”，把它理解为“上层建筑”，在这个意义上讲，贵州经济是贵州文化生长发育的土壤。这里特别加上“贵州”二字，是从空间上给它划一个特定的范畴，也就是说，从贵州经济的角度去看贵州的文化，找出它们之间的关联。
从贵州开
发的进程来看，贵州的石器文化显得光彩夺目，与全国相比，毫无逊色。然而，在中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秦汉又把中原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民族大融合，唐宋时期，文化更加繁荣昌盛，可是，这种高度发展的中原文化，直到明清两代，才较广泛、较持久地在贵州传播开来，其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时间差。正是这个原因，明代以前，贵州文化在许多方面很难充实它的内容。譬如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直到宋元，在贵州才稍有露头，而较广泛的传播则是明清两代的事了。再拿学校教育来说，孔子兴学是很早的，而贵州在明清才逐渐兴盛起来。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度，直到明代中叶才单独在贵州开科。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乃至佛教、道教，情况都大体如此。
站在全国的高度看，贵州的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未能与全国完全接轨，处于相对闭塞状态，从而沿着自己固有的道路发展，在这种基础上形成起来的文化，势必与内地有较大的差异，显示出鲜明的地方特色，或者叫做区域性的特征。有些在其他地方已经消失了的文化现象，譬如古老的傩文化，在贵州却长期被传承下来。许多原始宗教，其他地区过去也曾有过，但随着人为宗教的发展，特别是道教、佛教的传播，已经销声匿迹，可是，在贵州依然存在。中国的历法，经过数十次改进和修改，形成了相当发达的“农历”，而贵州许多民族还长期沿用他们的“自然历法”，或以秋收时节为岁首，或以物候定季节。诸如此类的情况很多，总的说来，原有文化的传承在贵州是比较突出的，因而地方特色浓郁。
再从山地经济的特点看，分散、隔绝的状况十分明显，以“溪峒”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相当典型，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地区间有较大差异，民族间有不同类型，而且同一民族处在不同地区也不一样，因而，反映在文化上，多样性就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地区间的差别，表现为巴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粤文化在贵州并未充分融合，而是在与之相邻的地区形成一个文化圈。民族间的差别，表现为氐羌、百越、苗瑶和濮人几大系统分别形成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尽管在它们的接触点上发生若干变异，但基本类型是存在的。民族内部的差别，在百越民族中不太明显，而在苗瑶和濮人中则尤为显著，以苗族而言，湘西、黔东南、黔中和黔西北的苗族，无论语言、服饰、习俗都有许多不同。这一切集中起来，贵州文化就显得丰富多彩了。
但是，如果从广义上去理解“文化”，把它看成“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贵州经济本身就包含着大量物质文化的内容，无论农业、矿业、手工业、交通、贸易都标志着文明发展的程度。在这些方面与内地的差异，无形中就体现出它们的特点。这还不够，有些方面，例如矿产开发，特别是汞、铅锌、金银的开采冶炼，未必是其他地方都可以与之相比的。再如酒的酿造，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独具特色，因而成为“酒乡”。梯田的开垦、塘堰的修筑、筒车和高笕的使用，都与贵州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相联系，在其他地方就不一定如此，也可看出物质文化方面的不同。
物质文化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每种物质的生产都蕴含着大量科技成分，一般的当然可以不必去讲它，但有些比较特殊和专门的问题就不便在经济这一章开展论述，而必须集中到科技部分去作专论，例如上面所提到的几个突出方面，在讲经济时只是一笔带过，详细的内容将放在科技一章去讲。酒是贵州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轻描淡写地放在手工业里讲，不但源流说不清楚，技术也无法显示，所以作为科技的一节独立出去。少数民族的历法很多，在农业中无法涉及，也专门作为一节放在科技里讲。建筑也别具一格，列为专章。
有许多手工业产品，具有贵州的独创性，并有明显的工艺美术性质，例如织锦、披毡、漆器、银饰及其他地方名优产品，为了不致重复，在手工业部分从略，而列专章详述，借以突出贵州物质文化方面的特点。在手工业中，蜡染、刺绣、挑花之类，它们的工艺美术性质很强，又不成其为独立的手工产品，也归入工艺美术一类。还有铜鼓，这在贵州文化中是很重要的，但作为一种乐器，更多的是与歌舞相关，所以，包括它的工艺制造都归入铜鼓文化一节。
本来，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就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它们都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何况有许多方面是互相贯通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贵州的经济既是贵州文化的土壤，又是贵州文化必须重视的一部分，两者的划分，只具有相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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