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属于“溪峒”类型。所谓溪峒，从地理上看，是指一些相互隔绝的小区域，在万山丛中，人们以“坝子”为中心形成聚落，彼此间隔着道道山梁和溪流，方圆数里或数十里不等，自成一个小天地。从经济上看，由于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动植物呈垂直分布，所以在一个小区域内，大体可以“自给自足”，
人们耕地以自食，纺织以自衣，伐木以建屋，劈竹以制器，山上可供狩猎罗雀，河里可以捞捕鱼虾，山肴野素聊可佐食，余粮剩米可以酿酒，粗茶淡饭的生活无求于外，以此构成“小国寡民”的经济基础。这种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年复一年，延续若干世纪，整个社会被分解为若干模样相同的原子，缺少经济联系，因而商品生产不发达，货币流通不畅。不过，氐羌民族有所不同，因为他们的经济生活中，畜牧业占有很大比重，畜产品除了自给外，尚有富余，需要与其他民族交换产品，而且畜产品本身既是生活资料又是生产资料，既可当做商品又可当做货币，所以，彝族的先民在历史上的商业活动显得比其他民族活跃，宋代的买马就是明证。元代进入贵州的回族，因为来自西域，自来有经商的传统，对活跃商业贸易起了一定作用。
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只是不甚频繁，对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不大罢了。上文中提到的蜀产枸酱“持窃出市夜郎”以及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说明有一条由四川经夜郎到南越的商路，但对国计民生似乎无关重要。程氏“亦冶铸，贾椎髻之民”这条记载倒是很重要的，因为输入的铁器毕竟有利于发展生产，不过，当时的所谓“椎髻之民”，包括夜郎、靡莫和邛都，范围如此之广，仅程氏一族冶铸，恐怕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从汉墓出土的文物看，有不少物品来自四川、云南和中原，譬如说：赫章可汉出土的同劳“比五”铜澡盘就产于益州同劳县(云南曲靖、陆良间)，清镇笽珑坝出土的朱绘雷凤纹漆耳杯上就注明“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赫章可乐出土的武阳传舍铁炉内壁铸有“武阳传舍比二”字样，分明是犍为郡武阳县所造，而这里出土的日光镜则是典型的中原器物，上铸有“见日之光，长不相忘”的铭文。汉墓中还出土了半两钱、五铢钱、大泉五十、货泉、货布、剪轮五铢等，说明金属货币已传入贵州，但数量极小。在威宁中水出土了一只装有二十余枚海贝的陶罐，这很可能与云南有关，因为云南古代通行贝币，石寨山就出土了贮贝币的容器。
从东汉末年到北宋近千年中，商业活动似乎比较萧条，史书记载且少，出土文物也不多，还很难解释这种历史现象。不过《华阳国志》所说的“无蚕桑，寡畜产，虽有僮仆，方诸郡为贫”倒透露了一点信息，就是经济比较呆滞。六朝墓葬贵州仅发掘了两座，一座在安顺，一座在平坝，随葬品中比较重要的有青瓷器、铜器、铁器、漆器，以铜托杯、铜锥斗、永元十六年硬陶罐、推塑莲花青瓷罐等较为珍贵。唐代和北宋的史籍中，直接反映商业活动的史料不多，大多记载入贡与赏赐，这或许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交换活动吧!入贡的主要是朱砂、水银、毡、马，赏赐的主要是金银钱帛。近年在黎平洪洲及玉屏长岭出土了一批古钱，其中有唐代的“开元通宝”、“乾元通宝”、“唐国通宝”及宋代的“宋元通宝”、“皇宋元宝”等。《宋史·南蛮传》中有两条资料值得注意：一条是雍熙元年(984年)，“黔南言溪峒夷僚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神鬼，诏释铜禁”；另一条是咸平五年(1002年)，“廷赏曰：‘蛮无他求，惟欲盐尔。’上曰：‘此常人所欲，何不与之?’乃诏谕丁谓，谓即传告陬落，郡蛮感悦……”说明当时官府把铜和盐作为专卖，控制少数民族地区。
南宋在南方买马，有力地促进了贵州的贸易与金融。关于买马的起因和路线，前面已经作了交待，这里就不赘言，这里主要是阐述它的商业活动和后果。应当看到，买马是一个有组织、大规模的经济活动，牵涉川、滇、黔、桂四省，而且除了直接进行马的交易外，还交流了许多物资。先看罗氏鬼国贩马至泸州的情况，《续资治通鉴》载：“每岁冬至后，蛮以马来州，遣官视之，自江门寨浮筏而下，蛮官及放马者九十三人，悉劳飨之，帅臣亲与为礼。诸蛮从而至者几二千人，皆以筏载白椹、茶、麻、酒、米、鹿豹皮、杂毡之属，博易于市，留三日乃去。马之值虽约二十千，然揆以银彩之值，则每匹可九十余千。自夷首以下所给马值及散犒之物，岁用银帛四千余两，盐六千余斤，银则取于夔之涪州及大宁，物帛则果、遂、怀安。”再看罗殿、自杞、毗那在广西博易的情况，《岭外代答》载：“产马之国，曰大理、自杞、特磨、罗殿、毗那、罗孔、谢蕃、藤蕃等，每岁以马叩边，买马司先遣招马官斋锦缯赐之。马将入境，西提举出境招之，同巡检率甲士往境上护之。既入境，自泗城州行六日至横山寨，邕守与经干盛备以往，与之互市。……朝廷岁拨本路上供钱、经制钱、盐钞钱及廉州石康盐、成都府锦，付经略司为市马之费。经略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锦、彩、帛，尽往博易，以马之高下视金银之重轻，盐锦彩缯以定银价，岁额一千五百匹，分为三十纲，赴行在所。”又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斋，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南刀及诸药物。吾商贾所斋、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看来，在买马的带动下，民间贸易也随之兴起，它直接刺激了马的生产，使披毡、杂毡、药物、酒、茶及其他土特产进入商品市场，换回锦帛、食盐等日用必需品，更重要的是换取了大量金银和钱钞，这在贵州商业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代。
明代在商业上的第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在贵州实行“开中”，令商人以粮食换取盐引，购盐转销各地，既解决贵州缺粮的问题，又解决贵州缺盐的问题，一举两得，有力推动盐粮贸易。有明一代，贵州涌现出一大批城堡，计有卫所及府州县城五十余座，屯堡千余，尽管最初只是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但由于城镇人口密集、货物需求量大，后来都渐渐成为商业中心。例如：省会贵阳，当时已形成十四坊市，百货汇集；镇远为水陆之会，滇铜在此集散，买卖兴隆，城内有辰州、南京、江西、饶州、抚州等地商人聚集的街市；婺川有砂坑之利，民间以朱砂贸易，人多殷实；思南府水德江长官司所辖龚滩地方，每年征收过往盐税数万两；新添卫不但有早市，还在驿站附近设晚市；威清卫，“居田者，以耕织为业；城市者，以商贩为生。务本逐末者，恒相半马”；普定卫，其民“惟贸易日趋于利”，贾人云集，远胜贵阳；普安卫，其民“巧
便捷，专事商贾”；普市所，其民“不务农桑，专事贸易”，如此等等。在城市商业的推动下，军民之间、夷汉之间交易日多，形成许多农村集市，在城堡周围轮流赶场，场期依干支为序，场市皆以十二生肖命名，如子日则为鼠场，丑日则为牛场之类，例如：贵州宣慰司城附近则有子、寅、卯、午、申、戍六场。这种场市在少数民族地区兴起后，促进了商品生产，譬如：乘西司苗民，“以十二支所肖为场，男女持货交易，以供赋税”；独山州九名九姓长官司，“其地产茶，多以茶为货”；都匀府丰宁长官司，民皆“笼鸡贸易”；镇宁州顶营司，民“岁取崖峰之蜡贸易为生”；普安州，“白蛮专事商贾”；普定白蛮“以贩茶为业”。明初常在水西、乌撒买马，最多时达六七千匹，以后改为贡马，仍给马值。洪武间在播州设立茶仓，收购茶叶，以待客商纳钱米中买，然后运销藏区换马。朱砂、水银也是一种特殊贸易，除官府收购外，“民间贸易往往用之，比于钱钞”。货币在明代逐渐在贵州通行，一方面通过官俸、军饷、赋税、课程、商税、门摊等渠道把货币投入市场，另一方面则因商业发展而促进货币流通，但由于贵州自然经济的基础牢固，银、钱较为通行，而钞法往往不通，在广大农村，仍以米、麦、布、帛、盐、银为一般等价物，有些地方依然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阶段。
清代的商业在明代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首先，集市贸易深入偏远山区，例如：长寨厅“城乡集市四处，以丑、未、己、亥、辰、戌、子、午为期”；罗斛厅“以戍为期，各亭皆有小糧[1]。
注解：
[1]《贵州民族地区开发史专论》贸易与金融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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