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是人们进行开发的重要条件之一，贵州属内陆省，同时又是偏远的山区，交通状况如何直接影响贵州的开发，并成为检验开发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贵州的河流均属山区雨季型，易涨易落，穿行于崇山峻岭之中，一般说来，各河流的中游水流湍急，落差较大，不利航行，而下游虽可通航，但又多急流险滩。而陆路则因山川阻隔
、地面崎岖，行旅艰难，即使有了驿道，也只能以乘马、轿子、滑竿代步，人挑马驮运输，不能通行车辆。大体上讲，元代是贵州交通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此之前，对外交通较多依赖天然水道，陆路交通极不发达，而自元代设立“站赤”以来，交通状况大为改观，逐步纳入全国驿道网络。
古书上说：“有竹王兴于豚水”，这个传说并非无因。古人类大都傍水而居，便于汲水和捕鱼，同时也利用水道交通，这一点，已由古人类和古文化遗址得到充分证明。当然，有了人类活动，也就出现了路，但那时的路，只能是羊肠小道，而且随着人们活动的情况，时兴时废，比较确定的路线是很少的。庄
入滇当是贵州有记载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交通活动，包括水路和陆路，然其行走路线，其说不一。《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
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亡滇。”而《华阳国志·南中志》却说：“溯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
船而步战。”由楚经贵州至滇有路可通，在贵州境弃船而走陆路，这一点是肯定的。说“循江上”，当是走长江水道，然后在四川涪陵转走乌江，乌江下游可以通航，古称“延水”，故有人疑《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的“沅水”乃“延水”之误。但说“溯沅水”也未尝不可，因为贵州踞“五溪”上游，下通湖南沅江，这一段河道险滩较少，古代可能是通航的，故屈原《涉江》有云：“乘艶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朝发枉
兮，夕宿辰阳……”辰阳就在湘黔边境。
从四川经贵州到两广的路，古已有之。《史记》说：“南越食蒙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从巴蜀到夜郎是有路可通的，所以四川的枸酱才能“多持窃出市夜郎”。当时到两广的大动脉是江，夜郎在江畔，江面虽然只有百余步，但是可以行船的，顺流而下，可以通达番禺，也就是今日的广州，说明北盘江、红水河通珠江的水道此时已经利用。
通过政府行为而开辟道路，始于秦代，而汉代成效较大。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派“常
略通五尺道”，此道起于四川宜宾，经高县、筠连，过黔西北而入云南昭通、曲靖，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西汉初年，不但枸酱运销夜郎，而且四川大户程氏、郑氏“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即把铁器运往贵州供“椎髻之民”使用。汉武帝时，派中郎将唐蒙“将千人，食货万余人，从巴?关入”，到达夜郎及其旁小邑。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发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江”，谓之“南夷道”。事情非常明显，开此道的目的，是为了打通到夜郎的通道，并使之与江衔接，以便“因犍为发南夷兵”以攻打南越。为了军事的需要，后来便在此道上“置南广八亭”，这是贵州有邮传的发端。但几年后，因道路艰险，转输困难，“土罢饿离湿，死者甚众”，道路一度中断。继后，张骞在大夏(今伊朗)见到蜀布和邛竹杖，建言寻求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于是又派王然于等通过夜郎至滇(今云南)，又打通了到云南的道路。虽然到滇后没有找到通印度的道路，但却成了以后开辟“南方丝绸之路”的契机。西汉末年，公孙述据蜀，大姓龙、傅、尹、董“保境为汉”，遣使绕道两广贡奉东汉光武帝，所走的路仍然是江。
诸葛亮南征，从成都出发，循岷江而下，经武阳至道(今宜宾)，分三路进发，其中，马忠一路向而“战于盘南”，大概是至江而止。但蜀汉时，赤水河已部分通航，势力所及，故今习水尚保留着章武三年的摩崖石刻。东晋时，李雄、李寿据蜀，尽有南中之地，惟谢恕不服，“遂保境为晋”。当时四川道路不通，与偏安建业(今南京)的东晋联系，很可能是走沅江水道出洞庭湖。但在此长达七八百年间，因中原纷乱，在交通上并没有什么重大措施，且交往时断时续。
及至隋初史万岁征云南，乃修复道至宁州(今云南曲靖)的道路，路过黔西北一隅，称为“石门道”。唐代在四川彭水设黔州都督府控制贵州，经制州均设在乌江以北，足见主要是凭借乌江水道。不过，黔州都督府曾一度改为播州都督府(今遵义)、庄州都督府(今贵阳附近)，说明有路与黔中相通。又唐初曾派黔州刺史田康出辰州道，乃复黔州至辰、沅一路交通。贞观十三年(639年)，渝州(今重庆)人侯弘仁修筑经、西赵出邕州(今南宁)的道路，沟通川、黔、桂三地。贞元三年(787年)，南诏异牟寻遣使三路入朝，其中有一路即出而达黔州。五代时，贵州的昆明大鬼主、罗甸王、普露静王曾一度朝贡后唐，但因前后蜀及楚国所阻，道路不通。其后，黔北与蜀联系较多，而黔东、黔南则与楚多有往来，故南宁州莫彦殊、张万凌等皆归附于楚，而楚则派龙德寿等率八姓兵入主黔南。
宋代在南方买马，促进了贵州与邻省的交通。黔西北及黔北地近四川，故罗氏鬼国的马多贩至泸州、纳溪交易，播州、思州则市于四川南平军。罗殿、自杞、毗那等，常贩马于大理(今云南)而转卖到广西，当时的道路主要有三条：一条是由广西横山寨(今田东)起，经泗城州(今广西凌云)过红水河，再经自杞国(今贵州兴义)、石城郡(今云南曲靖)至大理国(云南大理)；另一条是自横山寨西行如初，在广西七源州(田东与凌云间)分路北行，过红水河而至罗甸国(今贵州安顺)；还有一条由自杞经罗甸东南行，过西南五姓蕃(今惠水)、荔波而达宜州(今广西宜山)。此外，自杞有一路可直通莫大王(今广西南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