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成矿地质条件良好，矿产资源丰富，有许多矿种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古代，由于人们对矿产的认识有限，不知道它的价值和用途，也没有较好的开发手段，因此沉睡在深山之中，得到开发的主要有汞、铅锌、金银、铜、铁、煤、雄黄、石英、水晶、硝石、陶土、石炭岩等。
贵州正处在两个全球性汞
矿成矿带的交接地带，是我国三大汞矿区之首，汞矿遍及黔东北、黔中、黔南、黔西及黔西南，尤以黔东北最为富集，是名副其实的“汞省”。汞的开采，是贵州最古老的矿业，至迟在汉代已闻名于世，《后汉书·郡国志·郡》载：“毋
谈指出丹。”“丹”即丹砂，又称丹矸或朱砂，而毋
与谈指均是郡属的县，毋
今黔南，谈指在今黔西南。贵州所产朱砂、水银，质地优良，自来为皇室所贵，官方注目，主要作药物、朱批和炼丹，故自唐以下各朝，莫不将其列为贡品，有“光明砂”、“药砂”、“水银”等名目。铜仁、万山等地，唐代属锦州，所产朱砂多泛舟锦江而运往辰州集散，故《太平寰宇记》中特别注明“药书谓辰锦朱砂”，明人王世性《黔志》谓：“虽曰辰砂，实生贵竹。”两宋之世，黔东北及湘西一带少数民族长于开采汞矿，提炼朱砂、水银。《溪蛮丛笑》说：“辰锦砂最良……佳者为箭镞，结而不实者为肺砂，碎则有绿豆，末则有药砂。砂分土井、崔井，万山之崖为最。仡佬以火攻取，名辰砂。水银出于朱砂，因火而就，或谓砂腹生水银，非也，名粉红水银。”故宋代300年间，贵州少数民族首领入京朝贡，多以朱砂、水银为贡品，每次多达千两以上。到了明代，汞矿开采大盛，官府在铜仁、思州、思南、石阡各府设局开采，其产地有铜仁府所属的省溪、大万山长官司，思州府所属的施溪、黄道溪长官司，思南府所属的婺川县和思印江长官司及蛮夷长官司，石阡府所属的石阡长官司，并在此四府境内设有板场、木悠、任办、鳌寨、苏葛捧、大崖土、黄坑、大万山等水银朱砂局，招募土民开采。清代除继续开采上述各府老矿外，又新增砂坑若干，例如修文红白崖、开州白马洞、八寨羊五加河、独山凉水亭、贞丰州回龙湾、册亨乐繁、普安直隶州白崖及水城厅等地，开采范围由黔东北扩大到全省各地。
贵州的铁矿，主要分布在西部水城、赫章，中部清镇、修文，黔东南凯里、炉山，黔南都匀、独山等地。虽有一定储量，但品位不高，而且分散。从考古资料看，贵州使用铁器较早，普安铜鼓山出土的遗物中，有铜及铜铁合制器具七十余件，其上限为春秋战国，下限至西汉。赫章可乐出土的“武阳传舍”铁炉，系用生铁浇铸，轻巧美观，为汉武帝时所造。但当时用以铸造的生铁，恐非本地所产，大都由四川输入，《汉书·食货志》载：蜀有卓氏、郑氏，“皆冶铸，贾椎髻之民”，即销售夜郎等地区。贵州铁矿开采、冶炼始于何时，未可定论，但宋代已见于记载，《溪蛮丛笑》说，“铁之精英在水，数十年者，名水秀铁。”可见湘黔边境的少数民族已精于炼铁。唐宋时期的文献中，每记有少数民族“出入佩刀”、“刀剑未肯离身”，说明铁器已相当普遍。到了明代，贵州产铁之地猛增，有贵州宣慰司、石阡府、黎平府、普安州、龙里卫、乌撒卫、普定卫等，安顺府所属西堡长官司出产的刀，“锋利，有二镰、三镰之号，胜于他境所铸”。当时尚属四川的播州宣慰司杨氏土司“擅开尚瓷寨等处铁冶二十四处，令伪太监曾保烧炼熟铁，专造军器”，其地“原有铁户八十六户，递年自行炼铁营生”，足见播州铁矿开采、冶炼很盛。入清以来，铁矿开采范围扩大，产地增至六十余处，天柱铁矿有矿工千余人，遵义西乡枫香坝民户卢某“就场开炉熔化，矿苗甚旺，质亦优”，而苗刀谓之“锋利无比”、“吹毛透风”。
贵州铅锌矿藏比较丰富，主要分布在水城、赫章、普安等地。大抵在唐宋时即已开采铅锌，故《溪蛮丛笑》提到仡佬能炼铅的事。有明一代，播州及水西土司地区，纷纷开采铅锌，以此致富。何乔新《勘处播州事宜疏》提到，播州杨氏土司，在境内开设铅厂，每年收取黑铅、白铅若干。《明实录》载，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毕节、乌撒两卫“奏请开彼处铅厂，以充兵饷”，当时，川黔两省就为争夺乌撒天生桥一带铅矿发生争执，贵州巡抚议割四川所属乌撒军民府改隶贵州，而乌撒土知府安效良则奏：“本府自隶川二百余年，一旦闻改隶开采，夷民俱不乐从”，足见“夷民”早已开铅锌而获利，不肯交官府开采。除此而外，思州府及普安卫亦产“土铅”。清康熙年间，由于铸钱的需要，令“黔楚之铅，上供京局”，于是贵州铅的产量上升到重要位置，极盛时年产2
000万斤，成为清代主要的产铅区之一。当时主要的产地有：威宁州的莲花、齐家湾、白蜡厂、砂砾厂、江西沟厂、罐子窑、妈姑、羊角、新发、白岩、马街、猓黑、黑泥、三家湾、柞子朱矿、猓布戛等17处；水城厅有集福、万福二铅厂；毕节有大鸡厂；大定府有水洞、帕兴发白铅厂；平远州有达磨山的马鬃岭厂；此外，清平县的凯里、新井湾，普安州的连发山，遵义的新寨，镇远府的牛塘沟等处，均有开采。贵州所产铅、锌，大部分解运京师及湖北铸币，或由毕节、遵义起运至四川入长江，或由清水江转运湖北，而另一部分，便利用云南东川的铜，在贵阳、大定两宝钱局铸币。采炼之法，《黔书》有专条记载，入掘坑入内，发现矿苗后，或仰或俯，或首与足并，在洞中开挖，用木材支撑洞顶，以松脂照明，得铅后，“舂之连机之确，淘之麦冲之河，炙之栗林之炭，熔之洪冶之炉”。
使用铜器的历史自然比铁更早，战国至两汉的墓葬中，发现了许多青铜器，有鼓形铜釜、无胡铜戈、战国铜刀、铜锄、铜柄铁剑、同劳“比五”铜澡?、牛头形铜带钩、日光镜、心形铜钺、五铢钱纹虎钮
于、东汉铜车马等等。从普安铜鼓山遗址中的范模、坩埚、铜渣等遗物来看，有一部分当是贵州所产。但贵州铜矿蕴藏量小，且未见有开采记录，很可能是由外地运来。宋代雍熙年间，黔南各溪洞因“击铜鼓、沙锣以祀神鬼”，要求释“铜禁”就是一个证据。而明、清两代，云南运铜均由贵州经过，在镇远转由水路运输，所以，贵州的铜很可能主要来自云南东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