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既没有一马平川的大平原，又没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既不是水乡泽国，又不是丘陵缓坡，而是著名的“山国”。这里土地资源的情况是：山地多，平地少；宜林宜牧地多，农耕面积狭小；旱地多，水田少；低质土多，优质土少。在这种特殊地理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农业，是一种典型的山地农业，它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征：第一
，小区域的差异十分明显，不同类型的农业互相间杂，各自处于极其分散的状态；第二，在局部范围内，由于生态环境复杂多样，能以不同方式满足低标准的自给生活，因而自然经济的基础根深蒂固；第三，相对闭塞的环境，不利于生产技术的提高，保守性极强，生产水平普遍不高；第四，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各民族不同的生计方式结合，产生了如下三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
濮人和越人，属于水田耕作农业。《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夜郎)耕田，有邑聚。”这就是说，由于人们很早从事水田耕作，所以定居下来形成村落，考古发掘的大量陶器就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往后的发展相当缓慢，《华阳国志·南中志》载：郡“畲山为田，无蚕桑……寡畜产，虽有僮仆，方诸郡为贫”。《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载：东谢、西赵“土宜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畲田，每岁易……土气郁热，多霖雨，稻粟再熟”。《宋史·蛮夷传》载：诸蛮“土宜五谷，多种癓稻，以木弩射獐鹿以充食”。抚水州蛮“亦种水田，采鱼，其保聚山险者，虽有畲田，收粟甚少，但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徙他处，无羊马、桑柘。地日帚洞，五十里至前村，川原稍平，合五百余家，夹龙江居，种稻似湖湘”。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一、由于“土气郁热，多霖雨”，“土宜五谷”，所以，既种粟类，又种水稻，“稻粟再熟”；二、人们不但在平地开垦水田，而且“畲山为田”，也就是开垦梯田；三、耕作比较粗放，一般“不以牛耕”，也不知施肥，故土地肥力下降而必须易土而耕，此即文中所说的“每岁易”或“岁一易之”；四、有些地方收成不高，不得不以渔猎来补给生活，但收成好的地方则可以余粮酿酒。关于当时的生产情况，《岭外代答》中的《惰农》和《踏犁》记载最详，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不以牛耕，每岁易”的了解。它说：“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后为田”，“旱不求水，涝不疏决”，在没有人工灌溉的情况下，耕作全靠“望天水”，没有水源的地方则“共弃而不顾”，所以，“田家所耕，百之一尔”。耕作方法粗放，“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点种，更不移秧”，“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其法是“先施人工踏犁”，“踏犁五日，可当牛犁一日，又不若牛耕之深于土”。又说，当地人“惜牛”，不以牛耕，养牛尚以野牧方式，“任其放牧，未尝喂饲，夏则放入水中，冬则藏之岩穴”。
氐羌民族则不然，他们原先是游牧民族，以后逐渐转化为农牧并重的民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堞榆，名为辒、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这里所说的“辒”和“昆明”，就是“氐羌”的先民，他们“随畜迁徙”，显然是游牧民族。不过，后来“氐羌”在逐渐向东移动的过程中，进入濮人的居住地域，并融合了部分濮人，开始转向农耕，但畜牧依然很盛。《三国志·李恢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南中平定……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文中的“叟”是这一时期对氐羌的称呼，“叟濮”并用，足见关系密切，而耕牛与战马，则是农牧相兼的象征。到了唐代，樊绰在《蛮书》中写道：“东北自曲州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这里所指的是滇东北及黔西北彝族地区，“邑落相望，牛马被野”正是农牧相兼的真实写照，一方面因有农业而定居成邑落，另一方面又重畜牧而有“牛马被野”的情景。彝族先民进入贵州以后，遍布贵州西部，唐宋时分别建立了罗氏鬼国、罗殿国、自杞国、毗那、乌撒等政权，因地产良马，故南宋时积极参与南方卖马活动，《宋会要辑稿·买马》说：“广西买发纲马，多是西南诸藩，罗殿、自杞诸国。”类似的记载很多，说明彝族先民尤善养马，著名的“乌蒙马”、“水西马”就产在这一地区。元代在水西地区建立亦溪不薛牧马场，是全国14个大牧马场之一。明代则根据其出产定其赋税，除贡马而外，尚纳杂粮，主要是粟、苦荞、燕麦等旱地作物，以后则是包谷、洋芋之类。牲畜中除马而外，还有“胡羊”，每年剪羊毛以擀披毡。
苗瑶民族原是典型的山地民族，他们的谋生手段有三：一是从事刀耕火种农业或梯田，以种植杂粮为主，不足则采野生植物以为补充；二是因住在山区，一则是为了防御野兽的侵袭，再则是捕捉鸟兽鱼虫补充肉食，故擅长狩猎；三是采伐山间竹木建房制器，同时取山货供贸易或贡纳。以上三种手段，客观上都必须流动，地力尽则易土，鸟兽稀则迁移，蔬食野果亦随地而易，所以，长期过着“赶山吃饭”的生活。《汉书·地理志》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褥，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蔬羸蛤，食物常足。”《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说：“(南蛮)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如此看来，他们常住山中，“以渔猎山伐为业”，因山间天然出产丰富，在风调雨顺而且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食物常足”。但后来在逐渐西移的过程中，苗瑶民族日渐分散，住在湘西、黔东南的一部分苗族最先转入定居农业，而黔西北一带的苗族和黔南的部分瑶族仍然迁徙不定。定居湘西、黔东北、黔东南的苗族，主要是开垦梯田，所以在唐宋时便“以所余闲田募人所耕作，发收其租”，或“擅自易田”、“私售田土”。尚未定居的苗瑶人，主要耕种旱地，实行刀耕火种，这一方面与其生产技术的发展程度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地广人稀”的情况有关。因为，刀耕火种需要不断转换耕地，而且在“广种薄收”的情况下必须不断扩大耕地面积，所以，在“地狭民稠”的地方根本不可能进行刀耕火种农业。
汉族虽自秦汉即已进入，但在明代以前，因人数不多，又很分散，所以大都被同化，如宋家、蔡家之类。自明代起，汉族移民不仅数量大，而且多系集团性移民，或以军屯、民屯、商屯形式移入，或以同乡关系结伴而来，因而地位、作用和影响都不同于前。大批汉族移民，以人为载体，把内地的农业生产方式搬进贵州，从而形成一种有别于当地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这种类型，以新的生产力的姿态出现，通过“示范”而传播先进技术，造成一种新的格局。因为这一时期迁入的汉族人口众多，遍布穷乡僻壤，广泛与各民族接触，致使许多民族“渐染中原之俗”，或“力田为生”，或“耕读为业”，或“事商贩”。毫无疑问，这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文化交流不同，它更加直接、具体，产生的效果尤其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汉族人口猛增，布满平坝和山谷，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明代主要是通过屯田进行开垦，有军屯、民屯、商屯三种形式，贵州都司所属十八卫二所及湖广都司在贵州的六卫一所，总共屯田120万亩以上，贵州布政司所属各府州县有民田134万亩，播州土司改土归流后又增加平越府的135万亩，以上三项总计约400万亩。清代在贵州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打破了土司的封建壁垒，川湖、两广、浙江、江西等地“客民”源源进入贵州，深入土司地区，例如：水西安氏土司及乌撒土司领地，土地“原无顷亩”，清代改为大定府后，申报田土近12万亩。过去，黔东南苗家腹地基本无汉人进入，清代设立“苗疆六厅”，开屯设卫，安设八卫一百一十七堡七千户，“每军授上田六亩，中田加二亩，下田又加二亩”。地处黔桂边境的罗斛厅，原属广西泗城府边地，少有汉人进入，土地大都未曾开垦，清代已是“有寸土可垦者，皆艺杂粮、棉花，无隙地”。
其次，兴修水利也是一大成绩。明清两代，结合贵州的特殊地理情况，采取了多种方法进行灌溉。最常见的是充分利用地下水资源，普遍开泉凿井，引水灌田。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一般在河流上筑坝蓄水，或开沟渠，或临河戽水，或使用龙骨水车。在田高水低的地方，通常安设筒式水车，把水提升到一定高度，然后进入沟渠。为了解决地势崎岖不便输水的困难，凌空架起高枧把水输过山谷，又安设连筒利用水势越过山岭。在水源高的地方，沿山修筑塘堰，逐级蓄水。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不但平地开为水田，而且坝子周围也“环塍为田”，从山腰到山脚开出了层层梯田，利用溪水进行灌溉，这就改变了从前只求望天水的状况。
其三，耕作方法也大有进步。牛耕在中原早已盛行，而贵州推广牛耕则是明清两代的事，卫所首先做出示范，以后逐步推广。明末徐霞客一进入贵州境，就惊讶地说：“此处已用牛耕，不若六寨以南之用撬矣!”他沿途见到许多地方都已“犁而为田”，到清代就更加普遍了，水田用水牛，旱地用黄牛。“既无粪壤，又不耕耘”的状况，在明清两代逐步改变，由野牧转向厩养就与使用农家肥有密切关系，而中耕除草和两犁两耙的耕作制度也日渐推广开来，种植园圃、花卉就标志着耕作技术的提高。过去，因为田土不施肥必须易土或只种一季的情况，自明代以来也逐渐改变为大季种稻绣@(菠菜)、胡荽、胡蒜、葡萄、西瓜、苹婆(苹果)之类，大体与内地差不多。玉米原产美洲，明代始传入中国，大约在明清之际传入贵州，因为它是“旱地之王”，宜旱作、耐粗放、产量比荞麦、高粱、谷子、燕麦为高，所以很快布满山地，成为主要杂粮，对山区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洋芋、甘薯也是这一时期引进的，洋芋在黔西北一些地方竟成主食。明代在贵州发展白蜡虫，白蜡成为一种重要贡品。清代乾隆年间，遵义知府陈玉NFDB9从山东引进柞蚕，正安知州徐阶平引进桑蚕，从此“遵义富于丝。”
其五，林业有了较大开发。明代在贵州几次大规模地采运大木用于宫廷建筑，并贮入神木库，故宫所用的楠木不少来自贵州。到了清代，清水江流域的木材，扎筏沿江运往洞庭湖、长江直达苏杭。为了补充木材的砍伐，从乾隆年间起，召募楚匠，在黔东南一带用人工种植杉木，“土人长种杉之地，像种麦及包谷”，杉树三五年即成林，20年便可砍伐使用。赤水河谷，气候炎热，宜于竹类生长，乾隆、嘉靖年间，黎理泰自福建引进楠竹，不过数年便成为“楠竹之乡”，并传播到四川各地。茶叶栽培也有较大发展，著名的如都匀毛尖，贵定云雾茶、务川高树茶、湄潭团叶茶、柳叶茶、鸡嘴茶、兔耳茶等，有些茶还被列为贡茶。经济林在清代逐步扩大种植，如漆树、乌桕、油桐、油茶、核桃等，还有五倍子的寄生树盐扶木。贵州的药材在明清时期开始受到重视，有许多被视为“地道药材”，如杜仲、天麻等数十种。
清光绪年间，在维新思想推动下，一批有识之士在贵州开办蚕桑学堂，农林学堂，并派留学生东渡日本学习近代农业科学，给贵州农业带来了一线生机。抗战期间，农业出现了新的气象，浙江大学和贵州大学均设有农学院，又创立高级农业学校及许多初级农林学校，为贵州培养了一批高、中、初级农业技术人才。在此期间，贵州建立了农业改进所、湄潭实验茶场、兽疫防治总站、种马场、耕牛场、贵州省农业推广联合委员会、惠水农业推广实验县等等。引进美国“黄金叶”烤烟是这一时期的重大成绩，它不但使贵州成为全国四大烤烟区之一，而且还传到云南。水稻、麦类、油菜、马铃薯良种的培育和推广，油桐、茶叶、漆树生产的扩大，紫云英等绿肥和磷肥的使用，兽医及植物病虫害防治技术的传授，以及涟江水利工程的兴建，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清末及民国年间，贵州西部二十余县，普遍种植鸦片，成为全国鸦片的重要产区，流毒甚广，给贵州社会带来了严重恶果[1]。
[1]《贵州民族地区开发史专论》农业林业畜牧业及水利水产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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