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区的开发，总是和它内部与外部各种条件密切相关的，或者说是由若干分力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合力。历史上每种现象的出现，都处在若干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交点上，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
从贵州开发的全过程看，它所画出的轨迹，如果用坐标来描述，仿佛是一个大的“之字拐”，其间的曲折很大。在史前
的原始开发阶段，它与全国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显出某些优势和特点。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中原遥遥领先，而贵州则明显滞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果以中原的水平来作衡量，时间差将近一两千年。从明代开始，“中原式”的开发方式辐射强度加大，较大规模而且持续不断地在贵州传播，才逐渐缩小了与内地的差距，但由于在较低的基础上起步，覆盖的面积又局限在条件较好的地区，所以，仍然比全国落后“一拍”或“二三拍”。当东南沿海及其他先进地区开始“洋务运动”时，贵州尚无动静，直到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风才吹到贵州高原，而且风力微弱，所以，在运用近代科学手段进行开发的过程，无形中又比全国晚了“半拍”或“一拍”。直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备战备荒”的战略形势，“三线建设”把现代高科技引进贵州，才开始与现代世界接轨，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历史上造成的差距，非短期所能弥补，因而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贵州的潜在力量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仍处于后进状态。
远古的原始开发，贵州可谓是“得天独厚”。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极大，因而这种原始开发的状况，很大程度取决于地理环境，而贵州站在有利的位置上。首先，这里气候温和，既无酷暑，又无严寒，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最适宜古人类的生活，繁衍；其次，贵州多洞穴，既可避风雨雷电，又便于防御野兽侵袭，冬暖夏凉，是原始人最理想的天然居室；其三，“坝子”处在万山丛中，溪流纵横，便于汲水，又可上山采集、狩猎，下山捞捕鱼虾，提供了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其四，贵州生态环境复杂多样，蕴藏着多种植物与动物资源，食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贵州有充足的石料可供制造石质工具。诸如此类的原因组合在一起，致使贵州不但成为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而且有相当发达的石器文化，在国内占有重要位置。
从人类社会的初始状态来看，贵州与全国大致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明。但是，当社会再向前一步发展，进入农业社会以后，情况便起了很大变化。黄河流域地势平坦，土质疏松，又有灌溉之利，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推动了手工业、商业、交通的进步，并形成了发达的地主所有制，加之三次民族大融合及长期对外交流，吸收了全国及古代东方文化的精华，成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贵州在地理上的优势例如能源、矿产、旅游等当时难以发挥作用，而它的劣势却一再暴露出来。平地狭小，土质贫瘠，石灰岩出露面积大，岩溶地貌保水条件差，坡度陡而冲刷力大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山高水低不利于灌溉等等，严重地制约着贵州的农业生产。地处偏远，山重岭复，羊肠小道，行旅艰难，使贵州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中原及邻近地区长期积累起来的先进文化不能顺畅传入，只能凭着当地人们习以为常的经验进行开发，而内部又因山川阻隔和民族差别愈加局限，在这种低水平的情况下进行开发，自然要处于落后地位。本来，在汉代已开始扭转这种趋势，“移豪民，田南中”，向内地靠拢，但自魏晋以来，又打断了这一发展道路，与内地的联系时续时断，影响甚微；唐宋时期虽有所转机，但仅局限在乌江以北局部地区；元代又频于战乱，所以，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与内地拉开了很长的距离。适应着经济基础落后和民族关系复杂的情况，大部分地区长期停留在封建领主制阶段，土地不允许买卖，人口不得随意迁徙，生产力受到很大束缚，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和民族尚处在奴隶制乃至原始社会阶段。以上种种原因导致贵州在春秋战国至宋元时期，特别是魏晋以来，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明清两代是贵州开发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一，湘黔、滇黔、川黔、黔桂四大驿道干线的开通以及大道的敷设，把贵州纳入了全国交通网络，并加强了贵州各地之间的联系，较大地改善了贵州的交通条件和开发环境；其二，通过大规模集团性移民和招徕外地人口，劳动人手迅速增加，这对“地广人稀”，“不患无地而患无人”的贵州来说，无疑增加了一股巨大的开发力量；其三，更重要的是，中原文化在此五百余年中持续不断地在贵州传播，形成若干新的开发点和开发带，推广农耕技术，兴修水利，引进玉米、甘薯、洋芋、蚕桑、楠竹，发展人工造林和经济作物，扩大矿业开采，建立手工作坊，传授中原式建筑技术等等，使贵州的开发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其四，明清两代，地主所有制在贵州有广泛发展，在这种潮流下，不仅封建领主制逐渐土崩瓦解，而且奴隶制及原始公有制的残余也发生变态或显著消退，社会正处在大改组、大变动中；其五，在明以前，贵州虽有学校，但简直是凤毛麟角，而自明代起，以儒学为中心的教育在贵州兴起，办起了许多官学、书院、社学、义学及私塾，如同内地一样开科考试，客籍文人源源进入贵州，加之佛、道在贵州扩大传播，对贵州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于是，人才联袂而起，尤以遵义的“沙滩文化”最为典型，清代中叶以后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区。凡此种种，标志着贵州的开发到此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逐渐向内地靠拢。
大约在戊戌变法前后，贵州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办了一些新兴事业，如严修在贵州开办经世学堂和官办书局，潘蔚引进外资办青溪铁厂，盐商华之鸿创办文通书局、纸厂和茅台酒的“成义”烧房，电报、电话及邮政相继开通，各地办起一批新式学堂及报纸等，随着近代的开发手段传入贵州，又有了一个新的开端。民国初年，这一势头仍在继续发展，修筑了公路，引进了汽车，兴建了发电厂、兵工厂、百药厂、铸币局、火药局、测候所及医院等，但因长达24年的军阀混战，未能很好发展起来。到了抗日战争期间，贵州成为祖国的大后方，又是西南公路运输的枢纽，华北及东南沿海的许多机关、学校、工厂纷纷迁来，人才荟萃，物力集中，出现了一个“战时经济”和“战时文化”的高潮。在此期间，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及若干学校迁入贵州，贵州也办起了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及许多职业学校。先后建立了贵州农业改进所、贵州地质勘测团、贵州企业公司及农业实验区、教育实验区等，引进了烤烟及许多农作物品种，推广近代农业生产技术，勘察了贵州的地质矿产资源，使用载波电报、电话技术，还办起了全国闻名的大定飞机发动机制造厂、贵阳马王庙汽车修理厂及若干机械、化工、卷烟、建材、制药、煤炭等工矿企业。但是，抗战一结束，学校、企业及大批科技人才又离开贵州，经济萎缩，文化教育事业衰落，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呈现出一派衰败景象。解放初期，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了新的起色，但基础仍很薄弱，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交通仍不方便。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央决定把贵州列入“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贵州，加快了贵州开发的步伐。首先，由于三线建设的需要，继黔桂、川黔铁路之后，又建成了贵昆铁路和湘黔铁路，使贵阳成为西南铁路的枢纽，为贵州的进一步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三线建设过程中，贵州的矿产、能源得到较大开发，建立了大型的煤矿、电站和铜铁厂、铝厂，为贵州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奠定了基础。贵州的国防工业和机械电子工业也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国防科技工业以航天、航空、电子为主，而在民用机械电子工业中，不少行业，如光学仪器、电工仪表、低压电器、磨料磨具、轴承、机床等在国内均占有一席之地。更不可忽视的是，三线建设使贵州的科学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具有较强的开发能力和引进现代化科技的消化能力，为高科技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目前还有许多主客观因素制约着贵州的进一步开发，能源、矿产、生物和旅游四大潜在优势还没有充分转化为现实的优势，有待加大开发力度，增大投入[1]。
[1]史继忠：《贵州民族地区开发史专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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