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今云南设置益州郡
后,就不断募徙内地汉人到益州郡屯垦戍边。两汉时期,统治者在云南用兵,见于记录的有14次之多。由于征战,不少汉族兵士流散在云南。最突出的是王莽时期,从天凤元年(公元12年)至六年(公元17年),“王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疫死者什七,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各二十万人击之,军粮前后不及,三岁余死者数万。”[1]征战六年,三十万大军(含转输的后勤人员)损失十分之七。其中不完全是战死或罹疫病而死,必有很多兵士流散逃亡,留居云南。还有一些汉人因内地的灾荒等原因逃难到云南,也有游宦、经商到云南定居的[2]。
随着汉人到云南落籍人口的不断增长,从东汉开始云南的户籍已有“汉”、“夷”的区别[3]。迁到云南的汉人中出现了拥有部曲的“大姓”。见于记录的有焦、雍、雷(娄)、爨、孟、董、毛、李、王、朱、周、魏、庞、赵、杨、骆、陈、霍、吕、姚等[4]。
大姓是汉族移民,他们在南中不仅拥有屯田,而且拥有屯田户。屯田户平时耕田种地,战时扛枪打仗,屯田户是且耕且守、对大姓依附性极强的“部曲”。大姓依靠占有部曲,在云南逐步建立起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势力,成为拥有武装的独霸一方的地方当权派。
代表王朝在南中实行统治的是太守。大姓领兵,为太守属吏,是支持太守统治的主要势力。太守与大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利用,时常为各自的利益相互冲突。当王朝势力强大时,大姓依靠太守;当王朝势力式微时,大姓就领兵自豪。
南中的重要居民是夷人。夷人的首领是夷帅,夷帅以本地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太守通过夷帅统治当地夷人;夷帅听命于太守,是支持太守统治的主要势力。太守与夷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又相互矛盾的。
两汉时期,南中有代表王朝的太守势力,有代表汉族移民的大姓势力,有代表当地夷人的夷帅势力。三种势力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太守要统治南中必须依靠夷帅和大姓。夷帅与大姓也要依靠太守统治夷人或汉人。大姓来自内地,掌握汉文化、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熟悉王朝的政治制度,他们长期生活在南中,与夷人、夷帅朝夕相处,熟悉当地的风土民情,有不少的大姓更与夷帅相互通婚联姻,结成所谓“遑耶”关系[5]。太守要依靠大姓控制夷帅和夷人,夷帅也要依靠大姓联络或对抗太守。大姓在南中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势力也逐渐发展强大起来。大姓在太守与夷帅之间,纵横捭阖,拨弄挑拨,背靠太守,联络夷帅,在南中称霸横行。
东汉后期,王朝势力大大衰落,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大姓公然煽动“诸夷反叛”,拘留益州太守雍陟。虽然后来因汉朝发巴郡板楯蛮讨击,才被迫将太守送回。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黄巾农民大起义,众徒数万,天下响应。凉州黄巾军的一支由马相、赵祗率领入蜀,攻下蜀郡、犍为,“旬日之间,破坏三郡,众以数万”[6]。地方豪强武装镇压了起义军,刘焉称益州牧。兴平元年(公元191年),刘焉死,刘璋继承其位,割据一方。南中大姓也趁势而起,聚众称雄。刘璋派到南中的太守已无昔日王朝命官的权势与威风,只能迁就地方的大姓了。从公元二世纪末,大姓在南中的势力不断发展,经历百余年。这是大姓称霸南中的时期。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蜀。早在隆中诸葛亮对策时,已明确指出:攻取巴蜀,创立帝业,必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7]。正如顾祖禹所说:“定南中,然后可以固巴蜀,然后可以图关中。”[8]因此,刘备平蜀后,即着手经营南中。先派邓方为朱提(今云南昭通地区)太守兼任降都督,企图控制南中,但遇到大姓的抵制。章武二年(公元222年),李恢继任降都督,亦无建树。蜀曾派益州太守到南中,都为大姓所害,“杀太守正昂,缚太守张裔于吴”[9]。后来的龚禄、王士益两位益州太守,在赴任的半道就“为蛮夷所害”。[10]南中大姓据地自雄,与蜀抗争,刘备控制南中的努力始终未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