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初期，洱海地区的乌蛮建立了众多的酋邦，称为“诏”，较大的有六诏，即蒙舍诏(今巍山)、蒙嶲诏
(今漾濞)、越析诏(今宾川)、浪穹诏(今洱源)、澄赕诏(今洱源邓川)、施浪诏(今洱源青索)。
洱海地区的白蛮居于今大理的风仪、弥渡、祥云、姚安、大姚等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社会经济较六诏发展，“其众完富与蜀埒”[1]。
蒙舍诏主细奴罗兴起于巍山，在唐廷的支持下并灭洱海以南白蛮的勃弄诸地，唐廷授细奴罗为巍州刺史。由于占领了经济发展的白蛮地区，经罗盛、盛罗皮两个诏主至皮罗阁为诏主时，南诏已成为洱海地区最强大的酋邦。唐廷授皮罗阁为特进越国公，赐名蒙归义。唐朝剑南节度使通过姚州都督府，支持南诏，征服河蛮，并灭五诏，在洱海地区建立统一政权，筑太和城为都会。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廷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
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阁罗凤为南诏王，力量渐臻强大，扩张野心随之膨胀，不断与唐争执。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杀姚州都督张虔陀，占领姚州都督府管辖的全部地区。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杨国忠调遣鲜于仲通征云南，惨败。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再遣李宓战于西洱河，败死。阁罗凤两次大胜，乘势称强云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阁罗凤立《南诏德化碑》盛称其事。但南诏并未因此脱离唐朝，阁罗凤立碑的目的在于表白对唐朝的忠诚。诉说因边官所逼，不得已叛唐的苦衷。并希望后继者“悦归皇化”，以此碑及表疏旧本，“呈示汉使，足以雪吾前过也”[2]。反映虽在政治上暂时与唐朝决裂，但并未自外于中国，仍把南诏视为唐朝的一部分。至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南诏异牟寻致书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求归附天子为唐朝藩辅。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异牟寻与唐朝使臣崔佐时结盟于点苍山神祠，整个南诏归附唐朝。唐廷遣袁滋至云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归剑南西川节度使管辖。为加强对南诏的统治，唐朝设云南安抚司，任命韦皋兼任云南安抚使。自贞元十年后，南诏成为唐朝西南边疆的一个大的政区，名称为“云南安抚司”，由剑南节度使兼管，剑南节度使兼任云南安抚使。云南安抚司是一个拥有较大自治权的边州，由南诏(即云南王)独立行使权力，但必须受剑南节度的管理。1958年发掘唐代长安城大明宫故址，出土封泥“云南安抚使印”[3]，就是唐朝设立云南安抚司、由云南安抚使统领南诏的实物证据。
南诏的疆界“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4]。相当于今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缅甸北部，老挝与越南北部。具体说，东部为今云南的昭通，贵州的贵阳、遵义。东南以贾勇步(今云南河口)为安南与南诏的交界，约与今日云南与越南的边界线相当。南方以今老挝的川圹、桑奴、琅勃拉一线与南诏交界。西南与骠国交界，略与今缅甸的边界线相当，但在格萨以北，南诏与天竺相接，其边界略与今缅甸与印度的边界线相当。
南诏的行政区划，大体是以十赕为中心区域，加七节都、二都督共十个大的行政区划。
十赕：云南赕(今云南祥云县云南驿)、品澹赕(祥云县)、白崖赕(弥度县红崖)、赵川赕(大理凤仪)、蒙舍赕(巍山)、蒙秦赕(漾濞县)、澄川赕(洱源县邓川)、太和赕(大理太和)、苴咩赕(大理古城)、大厘赕(大理北喜州镇)。
七节度：弄栋节度(大理之一部、楚雄)、拓东节度(昆明市)、剑川节度(亦作宁北节度，剑川、洱源、鹤庆、云龙、丽江等地)、铁桥节度(迪庆)、永昌节度(保山、德宏)、丽水节度(缅甸北部)、银生节度(云南的思茅、西双版纳及缅甸景栋、老挝北部)。
二都督：通海都督(云南红河、文山等地)、会川都督(四川凉山南部)。
南诏的行政区划一如唐制，扩大和充实了汉晋以来云南的郡县体制。南诏(云南安抚司)是一个有较大自治权的“羁縻府州”，有一套较完整的郡县体制。扩大了汉晋的郡县区域，郡县的设置更加合理。南诏的郡县制度既是汉晋以来云南郡县制度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云南郡县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发展，并为郡县制度的不断巩固奠定了基础。
注解：
[1] 《通典·边防典》。
[2] 樊绰：《云南志》卷三。
[3] 《人民画报》1961年第10期。
[4] 《新唐书·南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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