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在《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诸篇中记录了西南夷的概况。滇是西南夷中最大的酋邦。
1955年至1960
年，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寨山进行了四次发掘，清理墓葬50座，出土文物4800余件[1]。其中六号墓发现蛇纽金印一方，篆文“滇王之印”。
1972年春，云南省博物馆在江川县李家山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墓葬27座，出土文物约1300件，并采集到当地出土的文物400余件[2]。1991年底至1992年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李家山进行第二次发掘，在1100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墓葬58座，出土文物2000余件[3]。李家山距晋宁石寨山仅50余公里，且两地出土的文物类型相近，属同一文化。
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时代相同、出土文物相近的墓地，还有呈贡县天子庙、石碑村，安宁市太极山，昆明市上马村、大团山，曲靖八塔台，东川普车河，宜良纱帽山，嵩明凤凰窝，富民县大营，石林县板桥，泸西县白沙坡，江川县团山，澄江县墨尼湾、双树营，玉溪市刺桐关，华宁县斗阁，元江县甘庄，个旧市石榴坝等地，共出土文物1000余件。
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表明，在2000多年前，有一个称为“滇”的古滇国，其中心在今晋宁，其范围包括今昆明市全部，曲靖市、玉溪市的大部分，红河州、楚雄州的一部分。
古滇国以农业为主，“耕田，有邑聚”[4]。当时滇池周围肥饶的农田绵延数十里[5]。出土文物中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水田模型就是滇人进行农业生产的实物证据。主要的农作物是水稻。滇人还饲养牛、马、羊、猪、狗、鸡、鸭，并从事渔业。滇人已有纺织业，纺织工具为纺轮和腰机，原料以麻为主。从出土的青铜器我们可以看到滇人已有高超的冶金技艺。
古滇国的社会结构，由于文献不足证，学者多以出土的青铜器等文物推测当时的社会性质。不少学者认为古滇国是奴隶制社会。我们不必一定要对古滇国的社会性质作出硬性的判断，因为从出土的青铜器上的图像，我们可以看到乘轿和抬轿的差别，但是乘轿的不一定就是贵族奴隶主，抬轿的也不一定就是卑贱的奴隶。从图像上我们很难找到奴隶主与奴隶势不两立的阶级分野。一个老年妇女被人抬在极为简单的“轿子”上，就被视为奴隶主、贵族，这样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否有些简单?晋宁石寨山贮贝器上的“上仓”图，被认为是反映大批生产奴隶将收获的粮食无偿地交给奴隶主的情形。但是，我们反复观察，无法在“上仓”图中发现阶级压迫的事实。这不过是一幅将收获的粮食“入仓”的场面，我们很难从中看到奴隶与奴隶主的严重对立。江川李家山贮贝器上的纺织图造像群被认为是纺织业中奴隶生产的典型证据。但是，纺织业并非古滇国的主要生产部门，不过是附属于农业生产的家庭手工业。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阶级分野，有贵妇人和生产者的差别，但毕竟是家庭主仆关系。我们可以说已有家庭奴隶，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整个社会都是奴隶制。从已知的文献和文物，我们可以看到，古滇国就有阶级分化，出现了大的酋长和首领，他们具有权势，拥有成群的奴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出土文物中具有显赫地位、拥有权势、衣着华丽的“奴隶主”大多是女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论述奴隶制时，总是把“母权制的被推翻”，“妻子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当做奴隶制确立的标志之一。妇女在古滇国中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说明古滇国还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典型的奴隶制。我们在古滇国的青铜器上看到男女媾合的图像，这是生殖崇拜的表象，这也是我们不能把古滇国看做典型奴隶制的又一实物证据。从现今发现的墓葬中，我们还没有看到男女合葬的墓地，大都是男女分葬，少数是男女合葬，可见独立的家庭尚未建立至少是尚未巩固。相反我们看到的多是公共墓地，表明在古滇国还保存着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
注解：
[1]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2]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1963年第9期。
[3] 张新宁等：《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报告》，《云南文物》，第35期，1993年6月。
[4] 《史记·西南夷列传》。
[5] 《史记·西南夷列传》作滇池“旁平地，肥饶数千里”。按：“千”当为“十”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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