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云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农业生产上，一方面是坝区“耕田邑聚”，有发展程度相当高的精耕细作农业；另一方面则是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粗放原始的耕作，即刀耕火种。大约在明清时期，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在云南
分布广泛，几乎遍布整个滇云大地，当时滇中、滇北、滇东、滇南、滇西南、滇东北和滇西北的广大山区，少数民族在狩猎、畜牧的同时，还盛行刀耕火种。所谓“水耕禾稼，火种荞麦，各得其宜”[1]，便是这一时期云南山区农业的耕作格局。随着云南经济开发的加强，大量汉族移民移居，云南人口急剧增加，人多地少的压力日益突出，山地民族从事水田牛耕和固定旱地种植的越来越多，刀耕火种在滇中、滇东、滇东北和滇北逐渐消失。而在滇西、滇西南和滇南的半环地区，仍然留存下来。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云南还有大约三百多万少数民族实行这种较为原始的农业耕作方法。
云南刀耕火种农业区大部分处于亚热带山区，地势高低悬殊，高山峡谷相间，盛行印度洋季风和太平洋季风。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形成明显的干湿两季。每当冬春干季来临，人们便砍倒林木，烧林除虫，灰烬为肥料；待雨季来临，便耕地下种。
云南不同地区的民族有不同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大约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固定地域单一轮歇型。主要存在于德宏州景颇族地区和西双版纳勐海的布朗族地区，这里每个村落都将自己的林地规划为七八或十余片，每年砍伐一片，烧林耕种，形成严格有序的轮歇周期；二是固定地域混合轮歇型。这种类型分布较广，在德宏、临沧、思茅、西双版纳和红河州都有分布。其中又有一年轮歇和多年轮作歇息。在一年轮歇地区，耕作一年便轮休土地，恢复地力。在多年轮歇地区，或连续耕作二至三年，休闲七八年；或耕作五六年，休闲十余年及至二十余年不等；三是固定地域游耕混合轮歇型。这一类型主要分布在怒江峡谷和独龙江河谷地区，居住在这里的独龙族和怒族，常有两处住所，一处在江之东，一处在江之西，当他们在江东耕种时，住在江东；耕作几年后，把这片土地抛荒休闲，举家迁往江西，在那里耕作，如此循环往复。这种固定地域游耕方式具有横断山峡谷的地域特征，反映了当地民族对高山峡谷地理环境的特殊适应方式；四是随意游耕型。分布在滇南、中老、中缅交界地带。这里的瑶族、苗族和部分哈尼族、拉祜族，常常不受村界约束，随意选择林地刀耕火种，同时也随意迁徙，有的民族两三年移动一次，有的十几年搬迁一回。这些民族大部分迁徙范围不大，长期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打转；也有的一次搬迁就达几百里。“地随山转，人跟地走，寨随山跑”是这种轮歇式游耕农业的特征。
刀耕火种是人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与一定的生产力和地理环境相适应。在云南长期保留刀耕火种的地方，大多是森林茂密，人烟稀少，人地比例宽松，生产力低下，在这些地区没有固定精耕细作和水旱地轮作的必要。这些地区处于热带湿热气候控制下，森林植被具有旺盛的生机，刀耕火种后的轮歇期，植被能够迅速地更新和复苏，成为支撑生态平衡的重要条件。这些地区在历史时期由于地处偏远，山川阻隔和瘴疠肆虐等地理因素的作用，加上交通不便，使之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移民难于到达，土著又常死于瘴疠，致使人口发展缓慢，人少地多。实行刀耕火种农作方式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一套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存的特殊方法，例如西双版纳的傣族和基诺族等，各个家族和村寨都划定了几大片原始森林为“竞山竞树”，这些竞山竞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每年还要剽牛祭祀竞树，这就使大片的原始森林保存下来，水源不致枯竭，生态得以保持。在烧林的过程中又实行严格的“隔火道”制度，一般不会引起森林火灾。在这样的前提下，实行刀耕火种，生态环境不会受到较大的破坏。
同时刀耕火种粗放经营，节省人力，人们可用更多的时间狩猎以补充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尹绍亭先生对云南基诺族畲田(一茬轮歇制)进行研究后发现，畲田的陆稻亩产最高达1000斤，一般也可达200至500斤。从此收获量来看，并不比同时期同地域固定耕地精耕细作差多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刀耕火种是以最简单的生产方式，最少的劳动投入，获得最大程度收获的谋生手段。是历史时期一定地区与其生产力发展相吻合而且符合生态环境的耕作制度。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医疗条件的改善，交通的改观，外来人口的迁入和当地人口的繁衍，当每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5人以后，人与地的矛盾日益紧张。在这样条件下，仍然靠扩大刀耕火种面积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存，必然会打破人与自然的协调，造成生态环境难于逆转的破坏。因此，刀耕火种的粗放农作方式走到了尽头，必将为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所取代。
注解：
[1]《寰宇通志》卷一百一十一《云南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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