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学校教育始于何时，是困扰滇云学者多年的问题。万历《云南通志》引《古今书尺》书载说有叶榆(今大理)人盛览从学于汉武时的汉赋大家司马相
如，并著《赋心》四卷，又有天资聪颖能过目成诵的叶榆人张叔为变乡民不知读书之俗，负笈往从司马相如学经，而后归教乡人。以后谢肇浙《滇略》、冯苏《滇考》、倪蜕《滇云历年传》以及清修的几部《云南通志》都转录这条材料，以之为然。徐嘉瑞先生撰《大理古代文化史》提及此事说“张叔盛览事，滇考及李志均载之，当有所据”，也以之为然。及至20世纪50年代，方国瑜先生著《汉晋至唐宋时期在云南传播的汉文化》一文，以其不可辩驳的史实考据得出盛览为牂牁名士而非叶榆人，张叔是蜀郡的张叔，是《万历志》所虚构的人物。这一结论是令人信服的。说汉武帝开始经营西南夷时期，云南已有汉学，是出于附会。为要说明这时期云南的汉文化已有高度成就而附会出张叔、盛览，用心甚为良苦，然其对汉文化敬仰之心、向往之情却昭然于世。
云南之有学校，从东汉初年开始。《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说：“肃宗元和中，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政化优异……始兴学校，渐迁其俗。”这是云南兴学建校有文字的最早记载。以后万历《云南通志·学校志》于云南府和大理府都说“汉章帝元和二年建”。云南郡县设学从王阜开始。王阜“少年学经，受《韩诗》，声闻乡里”，以“察举考廉”出身，官益州太守。按照汉王朝旨意来创建学校，培养人才，尽管其办学方法、教学内容我们不得其详，但他却开创了云南兴学建校、传播汉文化之风。东汉末有牂牁尹珍继其后，“从学许慎，归教乡里”，三国时又有诸葛亮在南中“立法施教”，到两晋南北朝时，地处滇东北的朱提郡“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出土于昭通的《孟孝踞碑》所反映的情况说明孟孝踞的父亲曾在朱提郡的学校完成学业而后官至犍为武阳县令，孟孝踞12岁便随父在武阳受《韩诗》，学《孝经》。因而有“古汉碑第一”之称的《孟孝踞碑》又是当时朱提建学的物证。
滇中益州郡和滇东北朱提郡是汉晋时期汉族移民的主要地区，也是此时云南兴学建校的主要地区和文化发达地区，从“尹珍以经术选用”到爨龙颜、爨宝子的“举秀才”，说明草创时期的云南学校一开始就承担起了为国家选才造士的任务；从孟氏父子的学儒到爨氏家族的兴盛，又让我们朦胧地感受到初兴学时云南文化教育中的这种家学传统的萌芽。当然，不可否认，草创时期的云南教育不仅设学范围有限，对社会的教化力、影响力、约束力也是十分有限的，南中大姓的“夷化”便是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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