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蒙古大军乘革囊渡过金沙江，取道丽江，攻克大理，取得押赤城，收降大理王段兴智，次第统一云南全省，结束了大理政权在云南的统治。至元十一年(
公元1274年)赛典赤·赡思丁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下车伊始，便“询问父老诸生利国便民之要”，妥善解决了元梁王与行省之间的矛盾，并为改变滇云之民悍戾、鲜知礼义之俗，力倡教育，创建孔子庙，把元初规定的在中央设国子学，地方设路、州、县学的学校教育制度贯彻到云南。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令中庆路总管张立道在府治东南五华山右置学舍，建明伦堂，建立云南府学宫，这是云南元代所建的第一所学校。随后赛典赤购经史，授学田，捐金买地，择蜀中品学兼优之贤士为师。学宫圣像修葺一新，地方官员每年春秋二季率领儒生们“释菜礼”，进行岁祀。改变了云南只尊王羲之，不尊孔孟的状况，重新树立了孔子及儒学在云南文化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也确立了云南教育中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学校教育基调。赛典赤和张立道从省城开始办学，开创了一省学儒之风，随后学校兴建从省城向路州各地铺开。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6年)张立道出任云南临安广西道军民宣抚使，又创庙学于建水路，同年行省参政郝天挺建大理路庙学，赵傅弼任其教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云南路州教育初具规模，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云南建立了管理全省学校教育的领导机构——儒学提举司，昆明县利城坊人王升，曾担任过云南诸路儒学提举之职，管辖大理、永昌、丽江、鹤庆、姚安、威楚诸路学庠。见于记载的学校有11所。仅元一代，云南建立学校十余所，除上面提到的云南府学宫、大理府学宫、临安府学宫、以及永昌、丽江、威楚等府学宫外，还有成宗大德间(公元1279～1307年)建立的安宁州学宫、澄江府学宫，元泰定间(公元1324～1328年)建的河西县学宫，元至正间(公元1341～1368年)建的嵩明州学宫、石屏州学宫，还有建立时间不详的邓川州学宫、鹤庆府学宫等。继赛典赤、张立道后，赛典赤之子忽辛在担任云南行省右丞期间，有其父遗风，继续推进学校教育。《元史·忽辛传》说：“先是瞻思丁为云南平章时建孔子庙，为学校拨田5顷，以供祭祀，瞻思丁卒，田为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庙学旧籍夺归。”他还下令诸郡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教官。赛典赤世家及张立道等人为发展云南教育做了许多切实的事，他们对滇云文化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为私学的发展大开绿灯。云南的私学理应有所发展。当时有几个发展私学的有利条件：
一是元朝统治者提倡私人办学；二是随着云南行省的建立，云南同内地的联系加强，一些来自中原、湖广、巴蜀的士人或因做官或因经商或因躲避战乱流落云南，设馆授徒，发展私学；三是南诏大理时期也在云南的滇池、洱海地区培养了一些人才，应该说当时云南发展私学的条件是具备了，只是在云南史籍中有关云南私人办学的记载却很少。
在云南学校规模初具以后，元朝也把科举取士之制推行到云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元政府诏令全国在冬10月开科取士，规定云南举额5名，但却无人参加应试，故而版籍无名。直到后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才有昆明人王楫在会试中中了进士，这是元代云南行省建立以来的第一个进士。终元一代，只出现5个进士，除王楫外还有李近仁、李郁、段天祥、李天佑，他们全为昆明人。这反映出元代云南的教育同内地比，还有相当差距，同时也反映出云南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元代云南文化重心已从南诏大理时期的洱海转移到了滇池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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