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汪宁生先生《云南考古》记载[1]，滇人的遗址至今尚未发现，但“滇王”及其家族的墓葬群已在晋宁石寨山发现。1955～
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石寨山进行了4次发掘，发掘了墓葬数十座，其中第6号墓中出土了金印一枚，文曰“滇王之印”，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赐滇王王印”的准确性。1964年，考古工作者在安宁太极山清理了墓葬17座，1972年在江川李家山发掘和清理了墓葬27座。汪先生认为它们也是“滇”人或其近亲部落的文化遗存。
(一)滇文化的内涵
有学者在研究了上述考古资料后，认为滇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民族特色，其文化内涵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2]：
墓葬。据《云南考古》所述，滇人墓葬都是竖穴土坑墓，以木棺为葬具，偶见漆皮。骨架很少完整保存下来，葬式似以仰身直肢葬为主。
青铜器组合。据《云南考古》所述，生产工具方面有斧、长方形锄、尖头锄、凿、刀削、爪镰、镰刀、锯和一些不知用途的器物。武器方面属于进攻性的有剑、戈、矛、斧、钺、啄、狼牙棒、镞和箭箙等，属于防御性的有护腕、护腿、胸甲和甲片等。乐器方面有钟、铜鼓和葫芦笙。生活用具方面有釜、壶、尊、杯、勺、匕、奁、针线筒、绕线板、仪杖、手杖头饰、车马饰和各种形式的饰牌等。
典型器物和纹饰。刘小兵《滇文化史》认为，最能代表“滇”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有钺、啄、锄、铜鼓、葫芦笙和房屋模型。其纹饰最有特色的是几何纹及大量动物纹饰和动物、人物圆雕装饰等。
由于李家山和石寨山晚期墓中发现了铁器，其中石寨山共出土一百多件，李家山共出土四十多件，太极山亦有铁器出土，所以汪宁生先生认为“滇”人文化遗存反映了云南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和向铁器时代的过渡。
(二)滇人的族属
滇国的主体民族是“滇”人，其形象在出土青铜器上的各种场面和图像中最易辨识，汪宁生《云南考古》描述说，男女均穿无领对襟外衣，长仅及膝，赤足。男子以带束腰，腰带正中有圆形铜带扣，有的衣后拖一后幅，即所谓“衣着尾”之俗。男女均叠发为髻，中间以带束之，其中男子之髻在头顶，妇女之髻拖于脑后，即文献上所谓“椎髻”之俗。但“滇”人遗存中，青铜器上各种场面及图像中出现的人物，总数达二三百个，其形象也不尽相同，可见除“滇”人外，滇国民族中当还有其他族属。汪先生说，滇池地区“并不限于‘滇’人一个部落，甚至也不限于‘椎髻’民族一种族系”。
这些“滇”人之外的部落人物，作为纳贡者、宾客或奴隶在青铜器上留下了自己的形象。冯汉骥先生将其划分为七种[3]，汪宁生先生《云南考古》认为有十几种，主要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服饰与“滇”人大同小异，似为与“滇”人同姓的“靡莫之属”。
第二类男女均梳辫子，是与“滇”人经常发生战斗的“昆明之属”。
第三类人数很少，男女挽髻为结，盘于头顶或偏于一侧，穿类似今天的筒裙或“沙龙”下装，很像今滇西的傣族。
第四类只见女性，头梳螺髻，与今云南苗族发式一样，惟其形象仅两见。
至于占统治地位的主体民族“滇”人的族属，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汪宁生先生认为是古代濮人，这是最为流行的看法。此外，尚存在以下几种观点：①滇国的主体民族与庄跻王滇时带来的大量楚人有密切关系；②滇国的青铜文化是“岷山庄王”南奔后创造的；③滇国的主体民族是古代分布在四川以南僰人；④滇国青铜文化的创造者是从西北地区迁来的氐羌系游牧民族，即今彝族的先民；⑤晋宁石寨山文化的主人是文献上所说的广义上的羌族，也就是汉代的“昆明”，唐代的“乌蛮”，近代的“么些”(纳西族)和“罗罗”(彝族)[4]。
张增祺先生在综合考察了上述观点后，通过大量考古及文献材料，认为滇王国的主体民族是古越人中的一支。但古代滇池区域并不是单一民族，除人数较多，占统治地位的越人外，还有叟、濮、僰、昆明等少数民族。不过他们在滇王国内不占重要地位，而且人数也少，多半是以滇王国的奴隶和纳贡者的身份出现的[5]。
刘小兵《滇文化史》认为，“滇”人的族属就是“骆”或“僚”，其文化属于我国东南海洋文化系统中的珠江——红河文化子系统。
(三)滇人的社会经济
据汪宁生先生《云南考古》所述，滇人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以下几个方面：
青铜器的铸造水平。由于本书上一章已就云南的青铜文化进行了专门讨论，此不赘述。
农业是主要的经济部门。人们普遍使用青铜农具从事锄耕农业，主要作物是稻谷，不知牛耕，亦无犁的使用，农业上主要劳动力是妇女。
畜牧业比较发达。家畜和家禽有牛、马、猪、狗、羊和鸡，其中牛最多，放牧工作都是由男子担任。
捕鱼也是生活来源之一。人们还在滇池地区打捞螺蛳，作为食物补充。
狩猎活动颇为频繁。人们猎取鹿、野猪、虎、豹等猎物，狩猎者均为男子。
手工业部门很多。矿冶业、玉石制造业和制陶业非常发达，还能制造漆器、皮革品，并会纺织和编织。
商业活动比较频繁。在内部实行集市贸易，即以“赶街子”方式交换剩余的农副产品，妇女是贸易的主要参加者。在外部则和周围地区及内地有贸易往还，由内地输入的商品是铜镜、弩机之类，滇池地区输出的商品主要是牲畜和奴隶。
交换媒介主要是贝。“滇”人以贝为交换媒介，并作为财富大量随葬。此外，牛也可能成为积累财富和进行交换的一种手段。
由于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到了战国秦汉时期，滇池及其周围地区已经形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滇”人内部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贵族、平民和各种奴隶构成了滇池地区等级社会的阶梯。
贵族等级人数较少，他们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男子只领导战争，或偶出狩猎。妇女主持与农业有关的祭祀仪式，或在家监督奴隶劳动。他们拥有各种特权，“滇王”和“君长”是其政治代表。
平民等级人数较多，男子放牧，妇女经营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主要负担者。战争中他们是战士，宗教和社会活动中他们是一般参加者或观众。他们与贵族一样，同属“滇”人，但已不能平起平坐。此外尚有一部分家内奴隶，其服装与一般“滇”人并无不同，但社会地位极低。
奴隶中大部分是其他部落成员，其中尤以“昆明”人为最多。他们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或被掳掠的对象，有的还成为“猎首”习俗的牺牲品。昆明以外的异族奴隶较少，他们一般从事杂役、纺织，很少遭受杀戮。
(四)滇人的宗教
据刘小兵《滇文化史》所述，滇人的宗教信仰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自然崇拜。由于滇人的主要生产部门是锄耕农业，因此滇人自然崇拜的主要对象，必然是与农业有关的自然力或自然神祗。这在石寨山出土的M20∶1青铜贮贝器上得到了证明，冯汉骥先生认为该贮贝器上人物的活动场面是一种与农业有关的“祈年”、“播种”仪式。古滇人通过“铜鼓”这一独特器物与自然神祗相通，从出土铜鼓上的太阳纹、云纹和雷纹等纹饰可以看出，人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四季的更替、节令的变化、气候的好坏、降雨的多少等与农业密切相关的自然现象都与太阳和云、雷有关，因此就把对自然的崇拜具体地集中到了对太阳、云和雷的崇拜，并把所崇拜的对象铸到了具有通神功能的铜鼓上。
祖先灵魂崇拜。刘小兵认为，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三件“人物房屋镂花铜饰物”(M3∶64,M6∶22,M13∶239)所表现的内容是祖先崇拜场面。古滇人的祖先灵魂崇拜也是通过能与祖先灵魂相通的特殊器物“铜鼓”纹饰表现出来的。在滇文化的出土铜鼓中，早期铜鼓上只有太阳纹、云纹和雷纹，到了晚期铜鼓，则以鸟纹和羽人船纹为主。这种羽人船纹所表现的内容无疑是一种包含招魂的丧葬仪式，由于鸟在招魂仪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引导灵魂升天的吉祥之物，因此铜鼓上的魂舟及一切有关的人物器物都装饰成了鸟的形象。
蛇图腾崇拜。动物是滇文化青铜器纹饰和造型的一个重要题材，其中蛇的形象出现较为频繁，且多出现在贮贝器上的“杀人祭祀场面”中。据此，刘小兵认为，滇人所祭祀的对象就是蛇蟠立柱，更确切地说就是柱上的蛇，蛇是滇人作为图腾而受到崇拜和祭祀的。
(五)滇文化的断裂
战国秦汉时期是滇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其具体内容已如上述。到了西汉末东汉初，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原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特有器物和当时流行的竖穴土坑墓基本上绝迹了，这表明了古滇国的衰落和滇文化的消亡。
据文献资料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临滇，滇王举国降，汉王朝以其故地置益州郡，并赐滇王王印。但自此以后，就再也不见有滇王的记载了。《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后(按：汉置益州郡后)二十三岁，孝昭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明年，复遣军正王增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刘小兵《滇文化史》解释说，起而杀益州太守，反抗汉王朝统治的就是“滇”人。反抗战争经历了整整五年，最终被镇压下去。“斩首捕虏”五万余级，“滇”人受到沉重打击，滇王国元气大伤，很快衰落下去。看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汉武帝封“滇”王后不久，滇王便不复存在，古滇文化也很快随之消亡了。
关于滇文化消亡的原因，以上所述仅是政治力量的因素。张增祺先生认为，僰人的大批南迁造成了滇文化的迅速衰落[6]，这是以古滇国的主体民族并非僰人为前提的，刘小兵也持相同观点。并说，到西汉晚期，“滇”人已融合到汉族或僰人当中去了，同时也不排除“滇”人向东南方向的迁徙。
注解：
[1]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 刘小兵：《滇文化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2页。
[3] 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
[4] 参见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5] 参见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8页。
[6] 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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