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朱提文化在其孕育和繁荣过程中，受到滇、夜郎、巴蜀、荆楚、夷族等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其表现的主要文化特征仍然属于成熟的汉文化体系，是当时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朱提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同时包容了多种周边文化因素的地域性文化。
综观朱提文化的发展，其发达的儒学、农业生产及银铜冶炼自不必说，其他如生活习俗、服饰、宗教信仰、丧葬礼俗等方面无不体现了汉文化的因素。
(一)生活习俗
霍承嗣壁画墓东壁和西壁绘有楼阙，使用斗拱。南壁绘有房屋，有斗拱、瓦顶，檐牙高翘，为典型的汉式房屋。墓主还使用汉族常用的尘尾和仪仗等。“梁堆”墓中出土的壶、洗、盘、釜等日常生活用具均为典型的汉式器物，且陶鼎、提梁壶、铜洗(釜)的配套组合，也与同期内地一致。另外，内地汉族的“六博”之戏也在朱提大姓中流行[1]。
(二)服饰
霍承嗣壁画墓墓主戴平底小冠，穿汉式右衽长袍，其侍从着黑帻长袍，武士则头戴盔，身穿铠甲。又有穿短衣，着蓝灰色长裤、乌帽、黑鞋者，均为汉式服装。
(三)宗教信仰
霍承嗣壁画墓南壁用朱色绘有
型纹样，或以为是天师道(即五斗米道)符号，与道教近[2]。晋时犍为郡是巴蜀五斗米道的中心，该道由此传入朱提，与僰人、叟人所信巫鬼教结合，造成朱提地区民间和大姓上层的广泛信仰。另外，孟孝琚碑侧有龙凤纹，下刻玄武；霍承嗣墓东西南北分绘白虎、青龙、朱雀、玄武，以求祥瑞；昭通白泥井三号墓的棺椁上也有大致相同的画像，风格与四川的完全相同，表明朱提地区也有对龙、凤及所谓“四灵”的信仰[3]。在祖先崇拜方面，孟孝琚碑记孟氏客死武阳，归葬朱提祖茔，“四时祭祀，烟火连延，万岁不绝，勋于后人”。他们相信死者魂灵将回归祖茔，与祖先团聚。霍承嗣墓也记霍氏先葬蜀郡，改葬朱提，并希望他“越渡□余，魂来归墓”，所寄托的信仰与内地完全相同。
(四)丧葬礼俗
大量“梁堆”墓的发掘表明，从衣衾装殓、随葬器物、棺椁下葬到起坟立碑一整套习俗都和内地的汉族一样，其墓葬形制也与内地相同。孟孝琚碑和霍承嗣墓所反映的归葬、改葬也是家族观念浓厚的表现[4]。
进入朱提文化发展的“夷化”期，汉族大姓和移民开始学习当地夷族的文化，双方互相结为婚姻，大姓改信夷族的“鬼教”，汉族知识分子也大量学习“夷经”，夷汉文化开始由冲突走向交融。爨氏独霸南中后，夷汉人民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出现了“爨人”取代原来的汉民和夷民的现象。但正如前面所述，从爨碑所代表的文化来看，夷汉文化的交融是其主要特征，汉文化仍是主流，但夷文化的影响不断增强。
另外，由于朱提文化是汉族移民和先进的僰人创造的文化，且朱提地区长期处在民族迁徙和斗争不断的动荡局面。因此，朱提文化的发展缺乏安定的政治环境，其文化并非以繁华发达著称，而是古朴务实，为社会服务，正处于一种努力发展的过程之中，这从朱提文化的艺术特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朱提银以质量取胜，流通全国。朱提堂狼铜器多为生活用具，以素面为主，其款识和纹饰的艺术风格“较为疏瘦凝重，具有一种庄严典雅的格调”。既不同于滇文化铜器备极奢侈工巧之附饰和图案，又与同期蜀郡铜洗“恣肆活泼”的风格存在差异[5]。朱提堂狼铜器以其产量大和实用行销全国。“梁堆”墓中出土的铜器也多为实用器具，如昭通桂家院子出土的“摇钱树”，作树枝状，上缀五铢钱及鱼龙、神怪形饰片，插在一个四面作双角兽形的陶座上，是一种用于夸示或祈求财富的装饰品[6]。又如昭通洒渔出土的“日光”、“星云”铜镜，纹饰简单，风格古朴典雅[7]。其他如孟孝琚碑及大小爨碑等碑刻“文辞古茂，字画遒劲”，霍承嗣墓壁画“画工技巧不佳，古朴粗略”，表明朱提文化的造型艺术中，始终贯穿着朴实无华，为社会生活服务的风格。
朱提文化上承滇文化，下接南诏大理文化，为云南文化的三大发祥地之一。举世闻名的朱提银、朱提堂狼铜洗、孟孝琚碑、霍承嗣墓、大小爨碑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是当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此外镍和白铜的发明使朱提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了一席之地。
注解：
[1] 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81年版。
[2] 谢允鉴：《昭通东晋壁画墓记》，《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8页。
[3] 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4] 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5] 孙太初：《朱提堂狼铜洗考》，《云南青铜器论丛》，第187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6] 葛季芳：《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发掘》，《考古》1960年第5期。
[7] 陈本明：《云南昭通茨泥巴出土两面汉镜》，《考古》198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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