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学习、借鉴了大量的汉文化，形成“本唐之风”[1]的文化发展趋向。
在古代文化的传播中，迁徙定居的移民
是最大的文化载体。通常认为“乌蛮”和“白蛮”是南诏的主体民族。而白蛮中很多就是汉晋以来从中原移民定居于云南的汉族。唐以前，洱海地区已经有不少汉族移民。初唐时，洱海地区的“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他们“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铤，语言虽稍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而以十二月为岁首。其土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夏同”[2]。可知这些汉族移民几乎将汉文化全面移植到新的定居地洱海地区。同样在洱海周围的大理凤仪、大姚、姚安、祥云等地也有汉族移民广泛分布。唐代初期，大力经营云南，唐王朝先后在云南设过南宁州、姚州两个都督府及众多的州县，为巩固统治，每年都派遣士卒前来戍守，仅姚州都督府每年就有500人从中原调到这里镇守[3]。其中有很多便落籍云南，滞留不归。南诏称强于洱海地区，全面据有云南之后，曾多次与唐王朝发生战争，被南诏俘虏的中原人口，数量相当多。天宝年间的西洱河之战，唐朝数10万大军几乎无一人生还[4]。事实上这数10万大军有很多是被南诏俘获后留下来从事生产劳动的。南诏强盛时还多次袭扰和进攻过四川、广西等地，俘获了大量人口。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南诏攻掠嶲州(今四川西昌)，“兵士尽虏”，“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5]。同时还俘获了唐嶲州西泸令郑回。大理十四年(公元779年)南诏与吐蕃联合进攻黎、雅、汶山、茂州，也俘获不少汉人。太和三年，南诏进攻唐的西川，攻入成都，掠虏“子女工技数万”而归。这些被虏的汉人中有很多纺织工匠，在南诏传播纺织技术，对南诏纺织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此南诏纺织水平“与中国埒”[6]。其后从大中十二年至咸通七年(公元858～866年)，南诏又多次攻掠安南、邕州，俘虏不少汉人。据四川节度使高骈说，南诏俘虏到云南的人，约有十万[7]。南诏在与唐朝的战争中，至少有10万人在云南战败流落不归，又至少有10万还强的汉人被俘虏到云南，这两个10万的汉人，是相当大的数字，他们不仅极大地增加了云南汉人的数量，而且这些汉族移民仍对本民族的文化有着深深的眷念和与生俱来的认同感，作为文化的载体，他们如同辛勤耕耘的农夫，将汉文化的种子播种在滇云大地上，在云南定居繁衍的过程中，传播着先进的汉文化，使中原汉文化在云南的发展有了最基础的力量。
同时，南诏从建诏之初就与唐王朝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南诏是在唐朝扶持下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所以它的政治体系、军事组织大都仿唐朝制度，在文化上也深受中原汉文化影响。从唐高宗时起，南诏首领就不断地向唐廷遣使朝贡，热切地向唐朝学习经典、礼仪。唐朝特别准许南诏子弟进入太学研学汉文化，“使习华风”。据史书记载，南诏的早期首领“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抚军屡闻成绩，监国每有家声”，明确地反映了南诏向慕中原文化，有意识地接受儒家学说作为自己治国、施政、抚军的理论，并在治国抚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历史事实。南诏曾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攻入嶲州，俘虏了唐朝的西泸县令郑回。郑回是儒学造诣深厚的饱学之士，他的学识才干很快得到南诏王阁罗凤的赏识，将其赐名“蛮利”，任命为南诏王廷首席清平官，相当于宰相参与军机要务和南诏方针大政的制定。随后又任命他为王室子弟教师，让他向南诏王室的子孙后代传授中国传统的经典、诗文与圣贤之书，并特别允许他享有鞭笞王室子孙的权利。这些做法与其说是南诏对中原文化的无上仰慕和崇敬，勿宁说南诏要保持中原先进文化在云南继续不断地传播和发展，用中原先进文化推动云南社会经济向前迈进，这是南诏学习仰慕中原文化最深层的含义。郑回利用自己的地位，在南诏内部不仅大力推广汉文化，而且还积极促进南诏与唐朝重建臣属关系。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异牟寻接受郑回的建议，背蕃归唐，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吐蕃对南诏的苛削压迫、唐朝对南诏连年招抚通好外，也许还因为异牟寻深深地感到南诏“地卑夷杂，礼义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对其统治和南诏的发展极为不利，需要做出新的决策。从此以后，南诏每年派数十成百的学生到成都和长安学习汉文化；几乎每一个南诏首领都认真学习汉文典籍。南诏统治者主动地学习汉文化，推广中原文化，使之成为南诏文化发展的趋势和唐代云南文化的主流。南诏王室与官员也由于接受了汉文化，“不读非圣之书”，滇云大地呈现出“蔼有华风”的景象，成为“馨香礼乐之域”[8]。这是南诏统治者长期追求、不断努力的结果，使唐代滇云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人知礼义，本唐风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南诏文化发展的主流。
正因为上述原因，在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南诏文化中，不难发现南诏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汉文化底蕴。
唐代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汉语在云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滇池及其以西的白蛮，其语言与中原汉语属一个体系。到了唐代，南诏中心地带洱海地区的白蛮自称其祖先是汉人，他们的语言与唐代中原汉语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云南志》的作者唐人樊绰认为“言语音白蛮最正”[9]。所谓“正”当是以唐代中原语言为基准。蒙舍蛮是南诏的创造者，他们的语言与唐代中原方音相比稍有差异，但仍属一个体系。其余部落的语言与汉语的差异就更大一些。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以白蛮语言为主，融合成新的“白语”，也就是南诏通行的官方语言。白语与中原汉语大体相同，仅“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10]，也就是说南诏官方语言除少量的名物称谓与中原语汇不一样外，大多数词汇与用语都是相同的。语言的变迁是最能体现一个时期文化交流、民族交融情况的，白语的这一特点，正是南诏吸收、融合汉文化的生动写照。
唐初西洱河蛮已有文字。今出土的南诏有字瓦当上存留的字体，有不少是汉字。今存的《王仁求碑》、《南诏德化碑》、建极年号的铁柱铭文、剑川石宝山石窟造像题记、《南诏中兴二年历史画卷》的题记，都是用汉字写成的，可见汉字是南诏通用的文字。南诏还参照汉字创造了纪录白语的文字，称为“白文”。所谓“白文”就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解白义。由于白语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所以白语中的词汇是汉语的，就写汉字，解白义；白语中不是汉语的词汇，则写汉字，解白义。例如樊绰《云南志》卷二载《高黎贡山谣》：“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原注：“络赂，财之名也。”《玉溪编事》载南诏王隆瞬所作《骠信诗》中有“自我居震旦”，“元昶同一心”。原注：震旦即天子。元为朕、昶为卿。故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自我为天子”，“君臣同一心”。由此可见，白文实际是以汉语为基础制作的一种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