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东南亚文化对南诏文化的影响，最容易鉴别和看到的是佛教文化的传入与涵化。佛教于公元前5世纪起源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到公元以后它东传中国内地，经过汉晋南北朝隋唐的长时期发展
，到唐代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与原始印度佛教差异很大的中原内地佛教体系。印度佛教还南传缅甸、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在这些地区较多地保留了印度上座部佛教的特质，在印度与东南亚沿海国家逐渐形成南传上座部小乘佛教文化圈。云南对外交通开辟很早，公元前4世纪，就已开辟了中国与印度间最早的交通道路，成为沟通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由于地缘的原因，佛教应该很早就传入云南，但是在早期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还难以确说佛教文化对云南文化影响的情况。而在南诏文化中我们则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影响，而且传入途径并非仅南亚、东南亚一个渠道，还有中原内地和青藏高原吐蕃的影响。
南诏兴起于公元8世纪中叶，其周围的唐、吐蕃和骠国都正处于佛教的极盛时期。南诏处于这些佛教圣地之中，必然容易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新唐书·南诏传》记载：“自南诏叛，天子数遣使其境，(南诏王)酋龙不肯拜，始终遂绝。(高)骈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摄使往，酋龙与其下迎谒拜，乃定盟而还。”这里记载的是唐禧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时，西川节度使高骈遣蜀僧景仙与唐使入南诏一事。由南诏王对唐使和僧人的态度可知，这时南诏佛化已经很深了，佛教的传入必定时日不短。
《唐会要》卷三十三记载，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骠国遣使随南诏使臣入贡于唐朝，献其乐曲，“凡有十二曲。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骠国在云南西，与天竺国相近，故乐多演释氏之词”。骠国为公元8世纪在缅甸兴起的国家，它与印度接壤，所以很早就受佛教影响，是“重佛法”之国。南诏至天竺的交通必须经过骠国，两国经济文化交往密切。从骠国使与南诏使臣同贡于唐朝这件事可以说明佛教可能正是通过云南与骠国和天竺的交通道路和交流中传到云南，这是佛教传入南诏的又一重要途径。
南诏佛教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中原内地。南诏时期从中原地区传入佛教的传说，在云南的地方志乘中非常多，较为流行的是南诏人张建成入唐求佛法和唐遣工匠建崇圣寺塔。张道宗《记古滇说》记载：“王(盛罗皮)遣张建成朝唐。建成乃喜洲人也，入觐过成都，大慈寺初铸神钟以成，寺僧戒曰：击钟一声施金一两。时建城连扣(叩)八十声。僧惊问曰：汝何人，连扣如此?曰：吾南使张建成也。僧乃易其名曰化成。成曰：佛法南矣。遂学佛书，归授滇人。成至京朝唐，时玄宗在位，厚礼待之，赐以浮屠像而归。王崇事佛教自滋而启。”关于崇圣寺塔的建造，《记古滇说》又说：“唐遣大匠恭韬、徽义至蒙国，于开元元年癸丑岁，造三塔于点苍山下，建崇圣寺于塔之上。”这些记载和传说可能在时间上并不准确，但是显然反映了南诏佛教与唐的关系，说明南诏佛教从中原内地传入是有根据的。
传入南诏佛教的又一个途径可能来自吐蕃。唐代吐蕃盛行佛教，随着吐蕃与云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扩大，为吐蕃佛教南传提供了条件。南诏统一前，洱海地区的六诏，除了最南端的蒙舍诏以外，其他五诏都与吐蕃发生关系，吐蕃势力一度深入洱海地区。南诏立国后，唐与吐蕃都竭力拉拢，特别是天宝战争后，南诏归附吐蕃，双方的政治、军事、文化关系更为紧密。加上当时洱海北部有铁桥道直通吐蕃，双方交往更加频繁，佛教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流入云南的，也许与吐蕃佛教的南传有关。
传入云南的佛教中，对南诏影响最大的是密宗。昆明筇竹寺《无相禅师塔铭》说：“佛法自汉明时传入中国以来，云南远在荒服之外，未闻有奉其教者。至唐其教渐盛，南夷俗奉佛者尤众，其戒行与禅宗大相远矣。”南诏流行佛教，被称为“佛国”，但其流行的佛教类型与中原流行的禅宗大相径庭，是因为在南诏流传最广的是佛教的密宗教派。密教最初始的时期是印度大乘佛教吸收了婆罗门教的思想观念、咒语法术及部分神祗之后形成的一个新宗派。印度密教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由于传到不同的地区而与各地原始宗教相斗争，最后相互妥协而形成了颇具地方民族特色的不同宗派：印度密教传入吐蕃，经过了与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长期斗争，二者相互妥协、适应和调适后产生了西藏密教；传入中原内地，约在唐朝中叶，形成了内地密宗，即“华密”。上面我们已经谈到中原内地和青藏高原的吐蕃都可能是南诏佛教传入的来源，但南诏时传入云南的密教则更可能是从印度直接传入的。《南诏图传·文字卷》称：“保和二年(公元825年)乙巳岁，有西域和尚菩力陀陀来至我京都云：‘吾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从蕃国中行至汝大封民国，如今何在?’语讫，经于七日，终于上元莲宇。我大封民始知阿嵯耶来至此也。”《龙关赵氏族谱》(写于大理国天开十九年，公元1223年)载：“蒙晟罗时，天竺僧人摩伽陀，阐瑜伽教，传大理阿左梨辈，而赵氏与焉。”还有《记古滇说》、《滇释记》、万历《云南通志》中类似的记载很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白古通记浅述》、《白国因由》、《南诏野史》等史籍中，均记载有细罗奴逻时代(公元7世纪后期)梵僧(天竺僧人)在蒙舍川点华细奴逻的“观音幻化，南诏立国”的密教神话。由此有学者考订，大约在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印度密教已经从滇西传入洱海区域[1]。
密宗传入洱海地区后，起初由梵僧权以“一犬、一杖、一钵盂随身，深入民间，长于拓植”[2]，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传布密教的活动。然而他们遇到了土著文化的抵制，以巫教、鬼教为代表的土著原始宗教竭力排斥天竺僧人传布的密教，于是出现了《南诏图传》所描绘的“观音幻化”的故事。由于印度密宗本身所具有的祈福、禳灾等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轨等特征，与洱海区域土著的鬼巫原始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加上密教在传播过程中对当地土著文化采取了许多适应的方式，特别是在当地土著居民中寻找、吸收和培养接班人，形成了密教的土僧集团。这个土僧集团称之为阿吒力，他们大都是“通释析儒”、“梵汉皆通”之辈，是南诏统治集团的知识上层，极大地影响着南诏文化的发展趋势。
约在公元8世纪开始，阿吒力僧取得了南诏王室的信任，得到王室的支持，发展迅速。到9世纪初叶以后，尤其是进入丰佑时代之后，阿吒力教已俨然成为上至王室，下至平民百姓都普遍信仰和崇尚的“国教”，成为南诏后期和大理国时期滇云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因此“南诏中后期以后，王室成员都皈依佛法，谕民虔敬三宝，恭诵三皈，每户供佛一堂，诵念佛经，手拈佛珠，口念佛号，每岁正、五、九月持斋，禁宰牲畜。南诏王劝丰佑的母亲出家为尼，用银5000两铸佛一堂。蒙世隆之母段氏也虔诚信佛，今日有名的弥渡南诏铁柱和四川西昌市的白塔寺(原名景净寺)就是他母子所建。世隆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力维持。于是建大寺800，小寺3000，遍于云南境中，家知户达，皆以敬佛为首务。另铸观音金像108尊，敬诸里巷，使居民敬奉。南诏而后，大长和国王郑买嗣铸佛万尊，为他杀绝南诏王什八百人而忏悔。大理国段思平登位，也说靠佛力维持，感佛恩德，岁岁建寺，铸佛万尊。段氏自思平起至兴智共22主，其中7人让位为僧，1人被废为僧。大义宁国杨干贞失败后，也被段氏特赦为僧。大理国官员，多从佛教徒中选拔”[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