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是继南诏而起的云南地方民族政权，它的统辖版土、政治体制、军事制度和经济类型，均与南诏差异不大，有很强的承袭性。大理文化也不例外，是南诏文化发展的继续。但是大理文化在他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的发展趋势，值得注意。
一是汉文化与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涵化整合日益加深，并依然代表着滇云文化发展的方向。元初郭松年所撰的《大理行记》称：“故大理之民，数百年之间五姓守固。值唐末五季衰乱之世，尝与中国抗衡。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陈之法，虽不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遗风焉。”他生动地反映了汉文化在云南同当地民族文化融洽整合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发展，仍然是云南大理文化发展的主导。李京在《云南志略》中也认为元朝能够顺利地重新统一云南，是因为云南在唐宋时期尽管处于与中央王朝抗衡的地方民族政权统治下，但中原文化已经在云南扎根，所以元朝才能凭借“天运勃兴，文轨混一”的文化大势，“尽六诏之地为郡县”，是因为云南“迄今吏治文化侔于中州，非圣化溥博，何至以臻此”。
二是大理国时期中原文化对云南的传输有所衰减。大理国时期，云南与两宋王朝的关系具有这样的特点，即官方间政治文化的交流大为减少，而民间经济贸易关系不断增加。大理国曾主动热切地希望发展与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关系，然而宋朝则以自身安全为由，拒之千里之外，多次阻绝大理国的友好通使。史书称宋太祖“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人为地隔绝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出现这种双边关系的不平衡性，是因为两宋王朝政治、军事上积贫积弱，自感无力经营边疆地区，因而奉行一种闭关锁国政策，对大理国采取所谓的“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的方针，致使云南与中原内地的文化交往缺乏宋朝官方的大力支持，官方政治文化交往的管道被阻绝后，势必造成中原汉文化传输云南的衰减，云南难以及时地得到和吸收中原文化的最新发展成果。
然而，两宋王朝为了得到大理国的战马，曾经通过广西大量购买大理马，大理国商人也利用卖马的机会，到广西采购中原文化用品和典籍，以此补充通过官方渠道传入中原文化的不足。例如“乾道癸酉九年(公元1173年)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皆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须《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之类”[1]。认真分析这份购书单，我们不难发现大理国人求购的书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汉晋时期儒家经解和史注之书，如《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等，他们都是唐代以前中原儒家学说研究的代表作品，即汉学论著；第二类是学习汉语所需的文字声韵工具之书，如《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等等。在我国的儒学发展史上，汉晋至时期，主要以训诂和考订儒家经典的章句文字音韵为主，这一时期的儒学也被称之为汉学；两宋时期，儒学的研究则发展为解说儒家经典中的义理为主，被称之为理学。在唐代以前，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受到王朝官方的支持和保护，交流频繁，文化传输不仅量大，而且迅速，中原文化发展的最新成就和变化都能很快地传入云南，例如武则天自创的18个字，如
(圣)、
(国)等都很快在南诏文献中得到反映。而大理国时期中原儒学的发展到研究儒家义理为宗旨的理学阶段，理学在大江南北轰轰烈烈普及与传播，却难以在云南的大理文化中找到踪迹，以至大理国商人专程到广西求购中原文化书籍的这份书单，也还仍然停留在唐代以前儒学研究的“汉学”阶段，这不能不让人结合两宋王朝对大理国的方针政策，考虑到这一时期官方政治关系断绝，给文化交流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形成了历史上中原文化传输云南的一个衰减期，以至于赛典赤治滇，初入云南时强烈地感受到“云南子弟不读书”、“不知尊孔孟”。其实云南子弟非不读书也，是没有读当时盛行的理学之书；非不知尊孔孟也，是没有像这一时期中原内地那样，在理学强烈影响下，过分地抬高孟子学说的地位和研学程朱之学。
三是儒学文化与佛教文化在云南与当地文化深入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释儒”文化现象。郭松年的《大理行记》称大理的“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也说大理“佛教甚盛，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述佛书，少知六经者。段氏而上，设官选士，皆出此辈”。这种佛门僧尼读儒书者，称之为“释儒”，他们是“读儒书，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的佛教密宗阿吒力僧，同时他们也是大理的知识分子群体和统治集团的基础。“释儒”的出现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反映了这一时期儒学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成为大理国统治文化的趋势。大理文化将儒、释二教融合为一体后，积极吸收土著文化，主动适应统治需要，并促成了来自中原的汉文化、来自南亚、东南亚的海洋文化和当地的土著文化相互涵化、融洽、整合，达到统一，进而推进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发展。
注解：
[1] 《文献通考》卷八百二十六《四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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