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面而来的元明清时期的滇云文化充满着高涨的激情，充满着恢宏的气象，为我们掀开了滇云文化中精彩纷呈的一页。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领蒙古军队乘革囊渡过金沙江，一举灭掉统治云南达三百余年的大理政权
，随后委任赛典赤·瞻思丁为云南平章政事治理云南，着手建立云南行中书省，把政治中心从洱海地区迁往滇池地区，在云南设立路37，府2，属府3，属州54，属县47，在事隔500年后，再一次确立对滇云的郡县统治。作为一个在马背上建立起来的一统政权，作为习惯了生活于马背随水草迁徙的统治民族蒙古族来说，面对着成熟辉煌的汉文化，他们像契丹、女真一样再次尝到了“征服者被征服”的滋味，步履蹒跚地走上了“汉化”的历程。蒙元的汉化选择，必然决定了滇云文化的发展趋向。
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到云南任行省平章政事，在治理云南期间政绩卓著，诸葛元声《滇史》称其“设郡县，改置令、长，重婚姻、行媒妁，用棺椁，行祭奠，教播种，修陂池，建文庙，购经史，授学田，夷风丕变”。又说“昔蒙、段相见皆习夷风，赛典赤始教民拜跪礼仪”，又有中庆路总管张立道“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土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师，岁时率诸生行释奠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这些措施围绕着一个中心，即“用夏变夷”，用汉文化来教化、引导少数民族，让他们接受汉民族的礼教，放弃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去夷而从华”。在这里，汉文化教化已成为政治统治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汉文化强大的宣传攻势面前，就像蒙古族的汉化不可避免一样，汉文化又一次成为滇云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当然，对于元代滇云的汉文化发展状况，给它的评价应该谨慎些。元代的云南，在行省、梁王及大理段氏的多重统治中，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矛盾重重，政治势力划地域而治。赛典赤创建行省之初，便把行省的所在地从大理迁往中庆，以避开大理段氏势力的影响。于是，行省、梁王的势力主要集中在鸭赤，即以今昆明为中心的滇池地区，大理段氏自段兴智献图降元，到其弟信苴日袭替，元世祖一直让他担任大理总管，统领大理、蒙化等地，世守大理，逐渐造成段氏割据大理的事实。
政治统治势力的划地为治，也势必导致元代滇云文化的地区差异。以中庆、临安等为代表的滇中、滇南地区基本上以汉文化为主流，而在段氏聚居的大理地区白族化的进程仍在继续，白族文化仍居主导。从当时的汉文化教育来看，儒学主要集中在中庆、澄江、临安等府，有些地方的元代学宫、文庙至今仍然保存，尤其中庆，完全是一幅如王升《滇池赋》中所描写的“万派朝宗”、“车书大同”的气象。至于大理地区尽管也在至元乙酉之春设立儒学，但在天启《滇志·学校志》中则有“校学虽建，俎豆未弘”之语，说明当时大理地区的儒学教育其教化力和影响力是有限的，尤其是从郭松年《中庆路学碑记》、李源道《中庆路学讲堂记》以及支渭兴《重修中庆路庙学》等文章所反映的材料来看，大理路儒学远不能和中庆路儒学相比，而且，有元一代云南科考，只有5人中举，他们全为昆明人。由此，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儒学程度的高低，汉文化水平的差异可见一斑。元大德五年(公元1331年)在距元军定云南七十余年以后，李京的《云南志略》对白人的风俗作了非常清楚的记录。白人，有姓氏，其语言与汉语有差异，如着衣曰衣衣，吃饭曰咽羹茹，樵采曰拆薪，帛曰幂，酒曰尊，称呼国王曰骠信，诸王曰信苴等；无跪拜，以取次工(一种笠)为礼；男子披毡，椎髻，妇人不施粉脂，象牙缠臂，处子孀妇出入无禁，其贵人被服，近年虽略从汉制，其他亦自如；以腊月二十四日祭祖，如中州上冢之礼；六月二十四日持松明火相烧为戏；佛教甚盛，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一岁之中斋戒几半，诸种蛮夷刚愎嗜杀，惟白人事佛甚谨，杀心差少；市井谓之街子，交易用贝子，俗呼为朳；人死，浴尸，棺如方柜，击鼓送丧，以剪发为孝，既焚，盛骨而葬。可以看出，元代的白人，尽管吸收了一些汉文化，但在语言、服饰、节日、宗教信仰、丧葬等方面与汉文化相较还存在诸多的差异，呈现出许多鲜明的民族特点。汉文化与白族文化交相辉映，共同成为元代滇云之域较有影响的两大文化景观。然而从段氏家族及大理贵族服饰的渐被华风，以及元代后期伴随着孔雀胆悲剧出现的段功和杨渊海等人的一些汉文诗作，我们也感到，尽管大理地区汉文化之“礼”尚未下到民间，对汉文化的认同还存在阶级、阶层差异，但白族文化的汉化趋向也在辉映中一点一点地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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