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中，与中华文明发生过最早、最广泛、最密切联系和影响的，要算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印度文明起源于印度河流域的哈巴和莫恒达罗周围十余平方千米地区，以后又扩张到恒河流域及德干高原。随着印度佛教的向外传播，印度文化沿着印度洋海岸线和南
亚次大陆与东南亚国家间的陆上交通线向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等地不断渗透。印度文化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而与它相接的东南亚也多为沿海国家，是印度海洋文化的传播区。因此，印度海洋文化对云南几乎构成了半环状包围。
云南地处古代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两大世界文明的交汇地带，背靠深厚的中华文明，受其滋润，吮其精华；面向辉煌的印度文明，蒙其影响，为之渗透。
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文化交往，早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发生，汉唐之间达到了高潮。学术界把先秦到西汉称为“中国本土文化形成期”，把东汉到宋明看做“中印文化的融会期”，把明末以降称为“中西文化融会期”[1]。从历史上看，中印文化的交流与融会，必然是通过中印之间的交通道路开辟和人员的交往来实现的。从地理上看，中印之间地理相接，相互毗邻，但是它们之间则耸立着地球上最为高大、最为险峻的青藏高原。这块由亚欧大陆与南亚次大陆彼此挤压造成的巨大隆起，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高原上纵横着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可可西里山、昆仑山等山脉，世界上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竟有8座昂然屹立在青藏高原，真可谓横空出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屋脊”。
“世界屋脊”造成的地理壁障是巨大的，就交通屏障的功能论，可与青藏高原相比拟的仅有南北极冰冠地带和撒哈拉大沙漠。它甚于西域的流沙盐原、西南的穷山恶水和瘴疠毒虫。正因为如此，相互毗邻的东亚文明和南亚次大陆文明，绝少通过青藏高原直线距离最近地区进行交流，而多半绕道于西北或西南才得以沟通。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两条最重要的陆上对外交通线“丝绸之路”和“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同样以印度为其最主要的目的地，两条丝绸之路几乎同时开辟，同时兴盛的原因了。
汉武帝建元年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曾在中亚的大夏看到来自今天四川的“邛竹杖、蜀布”，张骞询问得知，这些物品是由身毒(音捐笃，今印度)转运而来。张骞由此推知，从今天的四川西南必然有一条捷径，可以直接通达身毒。张骞把他所了解到的情况向汉武帝作了汇报，汉武帝正想寻找新路，“以断匈奴右臂”，于是连续派出使者，从犍为(今四川宜宾)出发，“四道并出”，探路十余次，虽因西南夷阻挠，“终莫能通”，但汉朝受此启示，重新恢复了经营西南夷的事业，而且也由此得知，从蜀南下，经西南夷的滇、昆明、嶲、哀牢、滇越等部族，有道通身毒[2]。这是历史上最早为人们知晓和重视的云南对外通道，它通向南亚次大陆文明的中心印度及其沿海。尽管这是云南通向大海最遥远的一条道路，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古代世界文明的相互吸引、相互交流，是云南这条对外通道开辟的最主要动因之一。由于地缘的原因，云南作为沟通东亚中华文明与南亚次大陆印度文明的大陆桥，带动了它自身的文化交流和对外交通的发展。
其后，随着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分别南传东南亚，世界航海的兴起，云南作为两大文明的交汇地，其通道作用日益明显和重要，云南自身水道作用开始被认识，沿河谷通往大海的道路渐次得到开辟，云南地理区位优势才逐渐得到发挥。
注解：
[1] 冯天瑜主编：《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1页。
[2] 《史记·大宛列传》卷一百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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