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洱海、丽江为中心的横断山中部是云南开发较早的地区，在洱海、丽江等地已发现了分布广泛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秦两汉时，这里是游牧部族的活动区，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写道：“西至同师以东，北至
榆，名为
、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千里。”此时的昆明人是生活在今大理、丽江一带的强大部族，它们沿袭古羌人传统，以游牧为生，无固定居止；部落之分散，彼此互不相属，社会组织尚未进入部落联盟阶段。
昆明人游牧的地区在滇西北横断山脉中部，是滇西大峡谷区，山川气势磅礴，雄伟壮丽，山脉蜿蜒高耸，峰峦环抱盆地，山间河流清澈，多湖泊水库、堰塘温泉。区域内地势北高南低，具有高原湖盆和横断山脉纵谷两大地貌。丽江及其以北地区是典型的横断山纵谷区，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与高黎贡山、怒山及云岭三川与三江挟持南下在丽江石鼓突然散开，金沙江被雄伟的玉龙雪山阻拦急转往东流去。玉龙雪山海拔6590米，山顶终年白雪皑皑，融雪流水潺潺，滋润着宽坦的丽江坝子。而南部以洱海为中心的高原湖盆区，属于云岭山系的点苍山横卧于洱海西面，由弥苴河、西洱河冲积成的平原和苍山溪水冲积成的洪裙地，是洱海坝子最富饶的农作区。洱海四周还分布着大小不一的山间盆地四十几个，多是富饶的鱼米之乡。坝子四周的台地、山地有茂密的森林和山间草场，是发展畜牧业的好地方。整个区域内，气候立体变化：河谷炎热干燥；坝区温暖湿润，适宜农耕；山区高地气候凉爽，林草茂盛，利于畜牧，北部高寒地带，四季如冬。复杂的地理形势，立体的气候条件，优越的自然环境，使这一地区成为滇云文化的又一起源地，是丰富多彩、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云南文化的发展中心。
洱海地区在云南交通史上地位重要。汉晋时期，“蜀身毒道”为沟通云南与中原、云南与印度经济文化交往的通道，洱海地区正当其要冲。南诏、大理国时期，洱海地区既是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交通中心，云南的所有道路几乎都以洱海地区为始发地，形成向四方辐射的交通格局：往北有铁桥道通吐蕃，有清溪关、石门道连接川蜀；往东有大理邕州道通往岭南；南下有南诏安南道至今天的越南北部；西出永昌至印缅有南诏天竺道。四通八达的交通，使洱海地区既受内陆先进的中原文化的长期熏陶，又受来自印度海洋文化的影响，加上吐蕃藏文化的南下渗入，与当地民族文化融合为自成气魄的云南文化。
“云南”作为地名，最初即指洱海及其周围地区。相传汉武帝时期有彩云南现，汉朝即在彩云出现的地方设置云南县，辖祥云、弥渡，云南开始作为地名。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后，“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1]，基本上囊括大理、丽江一带。唐宋时期，云南出现了南诏和大理两个地方民族割据政权。南诏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唐王朝策封南诏统治者为“云南王”，在封建中央王朝眼中，南诏割据的区域就是云南地，其后被称为云南的地区随着南诏割据势力的扩张而扩大。元代云南建省，滇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滇池，云南之名随而扩展而涵盖整个滇云大地。
云南文化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发展到了巅峰，它的中心是洱海地区。在长达五百多年的割据时期，这里是南诏大理国王都所在地，是滇云文化较发达的地区。这时洱海及周围的坝子内，各民族已经放弃了随畜迁徙的落后生产方式，有了发达的农耕，能够“导山泉共泄流为川，灌田数万倾，民得耕种之利”[2]。《新唐书·南诏传》也说这里“宜粳稻，胜兵数万”。南诏社会进入封建领主制。南诏的手工业也快速发展，南诏曾攻入成都，掠回子女工技数万。从此，洱海地区居民“悉能织绫罗也”[3]。“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4]。洱海坝子四周的台地、山地等是优良的牧场，畜牧业发达，唐代西洱河的昆明蛮“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5]。两宋时，大量输入中原的大理马也主要产于这里。这种农业经济与畜牧经济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延续至今，成为云南文化的经济基础。
南诏时期，云南文化逐渐发达，南诏上层统治者慕向中原文化，任用川蜀儒士郑回为清平官，辅佐朝政，教习子弟儒学，又多次派子弟到川蜀研习儒学。大理国通行汉文，官吏、商贾学习汉文蔚然成风，称为“释儒”。大理国向宋市马时，曾求购儒家经典、童子教本和各种文献典籍，并成为大理国与宋交易中的一大商品。南诏大理国统治者重视和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了自身的文化发展，《南诏德化碑》表现了很高的文化素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这一时期云南文化发展的水平。在宗教方面，云南文化表现出除当地民族信仰的本祖以外，还深受外来宗教的影响，特别是佛教，早已从印度等地渗透大理地区，“邦人以去天竺不远，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堂。人无老幼，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过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以沿山寺宇极多，而礼佛游玩者不绝。”故古人以大理为滇西佛国，又称天妙香国。[6]至今大理地区仍然是佛教十分盛行的地区。而丽江地区由于靠近西藏，故盛行藏传佛教，至今仍是藏传佛教的流行区。正是由于这些地理因素的影响，使云南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多样性与包容性特征。
注解：
[1] 《三国志·蜀书》卷三。
[2] 木芹：《南诏野史会证》，云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3] 樊绰：《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卷七。
[4] 《新唐书·南诏传》卷二百二十二。
[5] 《新唐书·南蛮传》卷二百二十二。
[6] 李学忠、李高荣整编：《云南人文地理》，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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