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的因素渗入地理环境后，地理环境就已成为各民族、各地区文化机体构成的成分，成为锻冶文化合金的重要元素。地理环境不是脱离人类生活的纯客观事物，而是在不同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有可能为人类提供福利或造成阻拦的物质和能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文化的特征。如《礼记·王制》所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正是这个道理。滇云大地复杂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在滇云文化长期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造就了滇云文化的多样性。就地形地貌而论，在云南既有平坝稻作农业文化类型，又有山地游牧文化存在；既有高寒农作物区，又有热带作物区。就气候而论，在云南南部的低纬度低海拔地区，是典型的热带民族文化，而在高纬度的高寒山区，则是具有游牧民族特征的山地文化。
同时，地理环境也是制约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地理环境是形成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它对民族性格和文化风格的建造，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直接起作用，而是通过提供生产力的物质条件间接发挥效力的。“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征。”[1]云南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十分明显。一般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生产容易发展，社会进步较快，文化发展程度较高；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人口稀少，生产发展困难，加上高山深谷的阻拦，与外界交往十分不便，先进的文化难以传播。因此，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较为迟缓。滇云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
区域文化必然有着这个区域的独有的特征和气质，这种特征和气质来自这个区域的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云南的自然环境十分复杂。由于地形、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差异非常显著，所以，云南的经济形态也十分多样，这里有高原湖围和平坝农耕、山区半山区的半农半牧、高山游耕、河谷的稻作农业，还有以采集渔猎与刀耕火种相结合的原始经济等多种经济形态。这些不同的经济形态对于人们的衣食住行、行为模式、家庭组织、社会结构、民族性格和心理特征等各个方面无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云南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形成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和重要的原因。
云南民族众多，是全国民族成分最多的一个省份。并且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云南民族语言的系属关系也很复杂。云南民族的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两大类。汉藏语系除汉语外，还包括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和壮傣语族三大语族。各个语族之下又包括若干语支，如藏缅语族包括了藏、彝、缅语支等等。至于南亚语系，则包括了属于孟高棉语族的佤、德昂和布朗语。仅语言一项，足可见云南文化的多姿多彩。
从地域关系看，云南文化处于汉文化西南的边缘，青藏文化的东南边缘和东南亚海洋文化即小乘佛教文化的北部边缘。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及其水系将滇西与青藏高原连为一体；金沙江及其支流则沟通了古代云南与四川盆地以及中原内地的联系；南盘江——珠江水系以及元江——红河水系又把滇东、滇南和岭南(两广地区)、安南(越南北部)连接起来；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等则沟通了云南与东南亚的交往。所以说，云南自古就是各种文化的交汇叠合点。云南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甚多，但始终不能像黄河流域那样整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和完整的发展脉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云南的文化类型太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甘青文化以及东南沿海文化在这里都可以见到。青铜时代的“滇”文化，其基调虽属于东南海洋文化，但同时又具有大量北方斯基泰文化的因素。汉代以后，汉文化的浸润与植入、藏民的南下、小乘佛教的东来以及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传入，更使得滇云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特征。
同时由于云南地理区位和地理条件、生态环境的作用，又造成了滇云文化的分散性和封闭性。我们非常熟悉的“夜郎自大”的典故，其实最初问汉朝使者汉“孰与我大”的则是滇王[2]。从这个典故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云南的封闭。这种封闭与云南的地理条件关系极大。云南山区面积占90%以上，只有6%左右的平地，而且这些平地都不像四川或中原那样有范围广阔的区域，而是星星点点散落在群山中的盆地，形成孤立分散的山间坝子。云南1400多个坝子，总面积不过24000平方千米，平均每个坝子仅有17平方千米，这些坝子是云南人民生息繁衍的地方，它们零碎分散，给在这里生活的民族和人民文化的聚集、交融和定向沉淀造成了阻碍。与坝子分布的零碎分散相一致，云南文化也表现出相互隔绝的小国寡民的地方特色。云南人口的分布较多地集中在坝区，以坝子为核心，并以坝子边缘山区为外围，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单元。云南民族的分布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也不像北方民族那样单一，民族大面积平面分布，而是多民族立体交叉分布，在大部分的坝子中都分布着数种甚至十多种民族。由于山峦阻隔，地形复杂，古代交通十分不便，各个坝子的相互往来受到极大的限制，以坝子为生活中心的人们，就容易形成一种内向的封闭性格，从而使较大规模和较大范围内的文化聚集或定向沉淀十分不易。这就出现了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虽然同一民族，只因为分布在不同区域，他们至今的文化差异也非常明显。以彝族为例，彝族是云南最大的少数民族，分布范围较广，遍布滇中、滇东、滇南乃至滇西的部分地区，其支系也十分繁多，仅自称、他称就有一百多种，各地彝族的语言、习俗、服饰等存在较大的差别。“隔山不同语，隔村不同音”，这一俗语是滇云文化差异性和分散性特征的写照。
云南大多数地方气候温和，非常适宜各种植物的生长，因而物产丰富且很少有连年水旱之大灾。过去云南人口密度小，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比较大，在很多地方，人们在一年之中往往只需花几个月的时间从事耕作，就可以维持简单的生活。但是云南山多地少，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开垦种植，要完全靠农业致富是难以办到的，而大多数习惯于世世代代固守在狭小、封闭坝子中的云南人，又很难想像通过商业贸易致富发财，这就形成了云南人生存容易，致富困难的经济特点。明清时期云南地方志乘常常称云南“既无赤贫，也无巨富”，就是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昆明、洱海地区的人民也是多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或“多士类而少工商”。经济生活的封闭，必然造就文化的封闭性。
这种风土使得古代生活在滇云大地的人民具有一种淳朴、俭约、温和、散漫、闲适的气质。正如滇云的气候一样，没有明显的季节之分，他们也不喜欢过分强烈的情绪，而习惯于平稳、没有冲突的生活。他们安贫知足，乐天知命，与世无争，恬淡寡欲。他们讲求实际而缺乏开放的热情。这种风土人情使得滇云文化的内在精神或气质，具有明显的务实入世的世俗性和封闭特征，并使滇云文化表现出敦厚、古朴、自然的乡土文化气息[3]。
注解：
[1]《列宁全集》第38卷，第459页。
[2]《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百一十六。
[3] 参见刘小兵的《滇文化史·绪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网页编辑：金湖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