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元论
所谓多元论,就是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
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个现在看起来很平常的理论,是在60年代以来考古大发现的基础上形成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70年代末期率先提出“区系类型理论”,对多元论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1981年苏秉琦和殷伟璋先生在《文物》杂志发表了《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临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临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对中原中心论提出明确挑战,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考古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18]。
张光直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看法,也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考古学》第四版,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能动地看待中国古代各文化区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否定了中原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公元前四千纪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五个,即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为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盆坑文化。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形成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9]。
前后三十年,张先生个人在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解释上经历了从“龙山形成期”到“相互作用圈”的变化。
前者强调公元前四千纪以鼎、豆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周围文化的辐射和扩
张[20],后者则从各地区的本位出发,强调了它们与中原地区及其他临近地区的相互作用。因为各主要地区的考古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发展序列,所以张先生认为各地区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辐射下产生的。所谓“龙山形成期的扩张”的解释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他又认为“龙山形成期”是一个存在的事实,“我们却不可把婴儿与洗婴儿的水一起倒掉,因为婴儿——即龙山形成期——是真有的”[21]
。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比单纯强调各地区文化的相互作用更辩证,因为最早的中国古代王朝毕竟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历史时代的早期中原乃至黄河流域确实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张先生提出相互作用圈的理论虽晚至1986年,但是各地区文化交互作用最终形成中国古代国家的思想,体现在他七八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他把夏商周看成并行发展而不是前后相继的三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文化,就是这个思想的雏形[22],使研究国家起源的人深受启发。
张光直对自己的反思
张光直先生晚年每每检讨自己早年的解释理论——也就是中原中心论。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他在《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中的夫子自道:“这本书(指《中国古代考古》——引者)在1963年出了第一版,1968、1977、1986年出了第二、三、四版,在东亚、欧洲、北美洲流传很广,被很多大学与研究所当做教科书,它在西方的影响不能说不大。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的书不出口,《中国古代考古》消化了很多的遗址遗物,可以作为参考资料。同时,中国出版的考古书刊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中国古代考古》则是用英美熟悉的语言写的。但是它却被我狠狠地改了两次,就是第二版到第三版及第三版到第四版之间。第一版有什么错呢?没有错,只是材料都是在一种眼光下收集的,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在中原做的工作极多,文化层序较长。在写第三版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地方出版物如雨后春笋,报告了无数的新资料。我不能不向新出土的史实弯腰。一、中原的文明偶然被四裔超过;二、四裔的文化有时被C14放在比中原更早的地位。我就不得不给四裔在这第三版里较高的地位。可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证明在中国境内有好几个文化中心,而不是只有一个我所说的核心区。”又说“我这核心区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我不得不把矛头指向中国传统的历史学”[23]。
所以从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在许多场合这样说过: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24]。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
注释:
[1]陈星灿:《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心路历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133~143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2]J.Gunnar Andersson,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3.
[3]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五号,1923年。
[4]章鸿钊:《石雅》,地质专报乙种第二号,1927年再版本,第393~404页。
[5]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116~13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6]杜正胜:《无中生有的事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古今论衡》1998年创刊号,第4~29页。
[7]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编,第1093~1134页,1935年。
[8]李济等:《城子崖——山东历城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报告集之一》,1934年。
[9]李济:《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二册,1930年,第137页。
[10]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册,1931年,第556~557页。
[11]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210~2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12]刘曜:《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田野考古报告》第二册,1947年。
[13]J.G.Andersson,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BMFEA,No.15,1943,p.65.
[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和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15]该文后收入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37~92页,引文见第49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
[16]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10期,第559~565页;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第10期,第566~570页。
[17]Kwang-chih Chang,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first edition(1963);second edition(1968);third edition(1977),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8]该文后收入《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225~234页,引文见第22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9]参见Kwang-chihChang,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fourth edi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收入氏著《考古学论文选集》,第125~156页,引文见第125页,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5年。
[20]张光直:《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扩张》,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第317~350页;后收入《中国上古史(待定本)》第一本,第419~453页,1972年。
[21]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收入氏著《考古学论文选集》,第125~156页,引文见第130页,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5年。
[2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又见Kwang-chih
Chang,Shang Civiliza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
[23]《古今论衡》创刊号,第40~41页。
[24]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收入氏著《考古学论文选集》,第125~156页,引文见125页,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5年。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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