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古老的中国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当我们试图将祖先所创造的文化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伟大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或者试图对文化的发展战略做出预测、规划时，首先就应该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宏富的内容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此，只要我

　　中国古代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以北方的仰韶文化与南方的河姆渡文化为主要代表，可以看到，早在六七千年前人类文明进入到一个关键阶段时，南北地区的文化就显示出不同的特征。仰韶文化以粟、彩陶、半地穴式建筑为主，而河姆渡文化以稻、灰陶、杆栏式建筑为主。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不同，以及交通的极不发达，使不同区域的早期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体系，以后中国文化就表现为南北两大系统。这在哲学、宗教、文学、社会风俗等方面都有着不同表现。

　　在哲学社会思想领域，由于古代南北地区交通的极端落后，自然地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人们的活动和交往，当然也影响了各个地区在文化上的交流。因此，各种学派的形成，就必然受到地域的限制，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古代学术极为活跃的时期，诸子百家蜂起争鸣，前人归为九家十流。其影响较大的如并称显学的儒、墨二家出于邹、鲁，法家出于三晋，阴阳家出于燕、齐，故都可归之为北方学派。广大的南方则是道家和农家的摇篮。从各学派的主张来看，北方学派一般都对社会政治抱着极大的进取心，无论是儒家的仁政学说，墨家的尚贤思想，还是游说各国的公孙衍、张仪、苏秦之流的纵横学说，韩非集法、术、势之大成的法家理论，虽然所见不一，但在他们的思想中都有着如何适应社会大变革，实现改造社会的政治蓝图，对施展各自的政治抱负都充满信心，也都积极从事各种政治活动。以北方学派的名家为例，他们的学说主要是对名词概念作深入探讨，以建立自己的逻辑理论体系。但从各个人的政治活动来看，又都是不甘寂寞之辈。如惠施曾出任魏相，主谋魏齐会盟，徐州相王，又“欲以荆齐偃兵”^［1］，是战国时合纵政策的实际组织者之一。反观南方学派，则与北方学派大相径庭，他们不同于北方学派在政治上都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在社会生活发生大变动的时代，都是采取消极避世的超然态度。如道家始祖老子就认为，统治者应采取“无为而治”的施政方针，从而也就提出了那种“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思想。再如庄子，他对当时封建制度已在各国得到确立的现实便采取不合作的消极态度。按他的话来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如《庄子·让王》篇中提到，曾子居于卫国时，生活极苦，“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但依然能做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这里，北方贤哲曾子在南方哲学家笔下也依然成为隐居不出的山人了。庄子在哲学上更具思辨性，提出“齐物我，齐是非”的学说，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了老子思想中的消极面，形成南方道家学派的独特风格。因此，这种观念也影响了南方其他学派，如农家代表人物许行，从《孟子·滕文公》所记来看，也是一个消极避世的理想主义者。至于历史上有关南方隐士的记载比较多的情况，也是与南方学派所奉行的社会思想有一定的关系。

　　比较南北文化的社会思想，他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后者紧密联系现实，政治上积极进取；前者则脱离现实，消极保守。但在哲学思想上，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南北文化都有各自的思想体系，并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这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道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道”与“德”，而儒家学说则是“仁”和“礼”。在天人关系上，道家主张因任自然，“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儒家(如荀子)则主张人定胜天，人能改造自然。他如道家尚虚无，重幻想，主意象，赞自然；儒家则尚实际，重现实，主理性，赞人工。儒家追逐功名，重视仁礼，强调义理；道家则轻禄傲贵，逍遥齐物，鄙薄仁义。道家宣扬“柔”、“弱”，儒家则大谈“刚”、“勇”。如此等等，这种针锋相对的哲学观清楚地表明了南北哲学思想体系间的巨大差异。对此，孔子早有所识，“宽柔以教，不报无道，此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其实，在中国哲学史上儒道二家正是诸子百家中最早产生的两大学派，也正是历史上南北两大文化系统在哲学领域演化进展的结果，而二者的对立又正好起了互相补充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儒道学说的对立和互补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大奇观，老子和孔子分别创立的南北两大哲学思想体系曾丰富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宝库，也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孔子被誉为东方的圣人，老子的学说则成为西方哲学家汲取不尽的智慧之泉。

　　在宗教上，同样存在着南北差异的历史现象。自佛教于西汉末年由印度传入中国后，中经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先盛于北方，后又昌于南方。魏晋之际，南北方已并行佛学两大派别。南方偏重色(物质世界)、心(精神世界)皆空的般若理论，它和当时盛行的魏晋玄学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传入后易与玄学合流；晋室迁后，般若学理论更是大行于南方地区，东晋时已衍化为六家七宗。北方地区流行的则是主张默坐专念，构成“心专一境”的禅学。南北两大佛学流派中，南方般若学重教义研究，北方禅学则重宗教修持，直到隋唐，这南北两家佛学才在“定慧双修”的主张下统一起来。不过，在大一统的隋唐二代，在相同的佛教派别中，同样因文化传统上的不同，按地域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分支，典型例子莫过于禅宗的南北二宗了。禅宗南祖惠能和北派教主神秀，同出于五祖弘忍法师门下，因地处南北有别，便各以弘忍传人自居，即有“南能北秀”之称，亦即禅宗南派的“顿悟说”和禅宗北派的“渐悟说”。从此，我们亦不难看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有时是以地域的区别为条件的。

　　中国文化上的南北差异在语言文学上也表现得比较明显。以汉语来讲，在其七大方言中，除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基本上以北部方言为主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北部方言还分布于长江流域中部及西南各省)，长江以南各地还分布着其他六大方言——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尽管南方六大方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语音、词汇的差别，但与北方方言相比，南方方言却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它们的语速都比较快，而北方方言的语速却较慢；南方方言的音调都比较柔软温和，而北方方言则铿锵有力。这种语音上的南北差异，古人早已注意到了。晋人郭璞在为《山海经·海内东经》作注时指出：“历代久远，古今变易，语有楚、夏，名号不同。”此外，诸如“著述之人，楚夏各异”^［2］，“音有楚、夏”^［3］等，也屡见记载，表明语音自古即有南北之分。这种差别甚至表现在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上，今天日文中汉字发音还有吴音、汉音之别，其中吴音是六朝时传入东瀛的中国南方音，汉音则为隋唐时传入扶桑的中国北方音。如“人”字，在“三人”和“人民”这两个词汇的读音上就有区别，前者在日语中发吴音，而后者却发汉音。关于南北语音的差别，《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曾作了形象的比喻：“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浅浮，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可见南北语音的不同，是受其地理条件的因素制约的。实际上，今天汉语中存在的南北两大方言系统，就是“语有楚、夏”的历史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