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化自秦汉起就以其独特性而成为我国三大经济文化区之一。它不受上层文化章法、图式的影响，无拘无束，是人类智力、艺术才能和本性的自然流露，是集功用与审美为一体的艺术创造。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处处体现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融洽、和谐、一体，草原上的点点蒙古包与
散落的羊群是游牧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生活意境，也是游牧文化与自然环境融会贯通的典型写照。正是在这诗情画意的岁月里，游牧文化始终执著地表达着一个古老而新鲜的主题——“天人合一”。
生态环境对游牧文化的影响
生态环境是由地形、气候、土壤、岩石、水源、植物、动物等组成的。它是人类赖以生产、生活的基础，不仅制约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规定着人所创造的文化艺术。游牧民族经历了从狩猎到游牧、从游牧到定居、从单一畜牧业到多种经营等几次显著的文化选择过程，始终以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主线演绎着生活、艺术，既有自然生态环境决定的结果，也有人的创造性适应，二者相得益彰。以生活在新疆的哈萨克族为例，他们主要分布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以及沿天山北坡一带，其间有高山、大河、湖泊、森林、草原、戈壁和沙漠。几千年来，哈萨克族一直以游牧为主，他们根据地理、气候环境将牧场分为冬牧场、夏牧场，为了转场方便还发明了易于拆卸、携带方便、坚固耐用的毡房。在草原上游牧，马和歌是哈萨克人的一双翅膀，哈萨克人由此演绎出其独特的“马文化”。就马鞍而言，有孩子的、大人的不同年龄的马鞍，而且各个部落的马鞍式样也各不相同，同一部落内部马鞍的装饰或镶金或镶银均是身份、地位的代表。饮食上有马奶、马肉、马肠等，乐曲有《黑耳马的遭遇》、《海骝马》等。虽然，总的来说文化选择不仅要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还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但社会环境却无不带有自然环境影响的背景。比如，绵延的高山、广阔的草原、浩瀚的沙漠、多变的气候诞生了游牧的生计方式；干燥、寒冷、风大雨少塑造了他们坚强、开朗、直爽、热情的民族性格。“四时迁徙，追逐水草”的分散性和不稳定性又创造了历史上这一地区政权兴衰、力量忽强忽弱的政治格局。从生产关系中也可见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哈萨克族的社会组织中最基本的是“阿乌勒”，生活在同一个阿乌勒的人每当遇到天灾人祸时都有权向其亲属和乡亲请求救济。即使没有请求，其亲属和乡亲亦会主动给予救济和帮助。从宗教信仰来看，即使到了后期，佛教、伊斯兰教、景教等一神教传入后，宗教信仰的变更也大都限于上层社会，作为反映自然偶像崇拜和祖先偶像崇拜的萨满教一直断断续续在社会的基层存在着。
游牧文化的哲学思考
（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人类活动无非就是两大类：一是人与自然的活动关系，一是人与社会的活动关系。经济学将其归纳为生产力、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者既泛化为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又浓缩为一句简单的哲学规律——对立统一。既然如此，它们也处在无处不有的矛盾运动中，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并且相互转化，形成新的统一。这一简单而亘古的规律放在人类实践中却时常变异。要么只看到人是自然环境的产物，放大自然环境的作用，并将其泛化，从而产生“环境悲观论”；要么只看到人对自然的改造，放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产生盲目的“环境乐观论”；要么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一矛盾分割开来，各自为政。出现环境问题，要么在众多的禁令上下功夫，要么在保护的措施上下功夫，这种头痛医头的方式没有触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性影响和制约，当然也不可能客观地评价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补给作用。容易看到的是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破坏，容易忽视的是社会体制、政治主张、文化思想等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因素对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责任。恩格斯曾经深刻地说明，即使人类认识了自然规律，只是具有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其必要前提是人类首先要正确认识和运用社会规律，因为人类要做自然界的真正主人，其先决条件是做社会的真正主人。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恩格斯指出：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可见，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等思想上层建筑始终与生产力相随并影响其扩张能力。统一物质分为两个部分及其对之矛盾着部分的认识，是辩证运动的实质。所以，我们只有走出仅仅局限在人与自然关系自身以求解决其矛盾的思路，进入人与社会的领域，进而以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解决为前提才有可能真正科学地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
（二）文化选择的主动性与被动性
文化不仅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主动性与被动性关系中产生的，而且在这种关系中不断更替、进化，主动与被动相伴相生。自然环境的基本规定性是它的自然属性，人类虽然可以通过自身力量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发生作用或影响，但却不能改变自然环境的这种基本规定性，表现为自然环境对人和人类活动的限制和制约，即文化选择的被动性。而自然环境的另一部分却作为生产过程的实体成分而存在，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它们的基本规定性乃是它们的社会属性，自然属性至此已退至初级规定性的层次。当然，自然环境中的各类自然物都可以转化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但这里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人们有意识的开发和利用，将其自觉地纳入生产过程之中，这即是文化选择的主动性。人类开发、利用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就决定了人与自然主动性与被动性的无限并存。人类的主动性、创造性并不能在某种神秘的精神领域中实现，而只能在物质自然界的现实基础上得到实现，此外，物质自然界是一切创造性的最终源泉。自然界的存在是无限的，自然环境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也是无限的，这些决定了人类创造性、主动性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从根本上来看，自然环境的这种决定性作用(人类文化选择的被动性)是无限的。另一方面，人作为一种具有高度能动性的动物，并不只是消极地适应和顺从自然，而是能够在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当然，人的这种能动性又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积极的能动性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可以从自然环境中取得越来越多的物质生活资料，自然环境的存在状态在不少方面可以被改造的越来越适合于人类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自然物和自然力量可以被驯服为人类手中的工具。消极的能动性则是诸如对各类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打乱各类环境要素之间的物质能量循环，破坏生态平衡，导致环境的退化和恶性演变。积极的能动性会使人与自然和谐、协调，消极的能动性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条件。所以，一切民族的文化选择都必须注意一定要从自然环境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保持生态平衡，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
（三）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
中国著名画家刘海粟老人在一篇文章中讲到：“(在某种意义上讲)原始到极至也就是现代到极至。”这是原始与现代辩证关系的最简洁表述。现代人“少领没袖”的浪漫、衣不蔽体的时髦不正是原始人的古朴风范吗?“绿色食品”、“回归自然”、“生存探险”、“生态旅游”等等不正是现代人的时髦吗?毕加索返朴归真的艺术追求，天籁村的音乐理想，不也说明了这一点吗?对一种文化而言，传统与现代是并存的。现代来源于传统，传统是现代追求的目标之一。这里讲的传统乃是一种本真，离开传统，现代便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所以，无所谓传统的卑微和现代的高傲。文化，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本民族智慧的结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有的只是：曾经成功地应付了各种挑战的特定民族文化，或许会因习惯的惰性甚至成功的缘故，而变得僵化而病弱；曾经处于弱势的文化，可能因成功地适应了变化着的形势，而变得强劲起来。问题是：把文化传统看成是生长发展的开放系统，还是将其视为永恒不变的特定本质。处于一定阶段的民族传统文化，是这个民族进一步发展的起点，作为起点，它是不可超越的，而且会影响和制约着这个民族的发展进程。然而，传统之所以是历史的，又在于它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起点存在的意义就是要被超越。
辩证地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根本性解决环保问题，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认识到人类在文化选择中主动性与被动性的辩证关系是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基础；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是文化延续的生命源泉。这些都是人类发展面临的现实而紧迫的问题，游牧文化不仅昭示着什么同时也在预示着什么，那就是对人类社会与自然无尽而深邃的思考，对传统文化的永恒歌颂。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5页。
参考文献：
1高光主编：《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2盖山林：《丝绸之路草原民族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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