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欧语系游牧者的入侵狂飙

　　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后15世纪这漫长的3000年时间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规模的武力冲击共有三次。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2000纪初叶，入侵者主要是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诸游牧民族。这些操原始印欧浯言的游

　　“公元前2000纪，欧亚大陆正处于一个骚动时期，即游牧民入侵、古老的帝国被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瓦解的时期。骚动是猛烈的，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此，公元前2000纪是古代文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3］这种大骚动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发起第一次大冲击的结果，这次大冲击断断续续地从公元前18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世纪，并形成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发生于公元前18世纪以后的200年间，在此期间，赫梯人、喀西特人、胡里特人等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入住小亚细亚，爱奥尼亚人和阿卡亚人则冲入爱琴海地区，并在稍晚些时候毁灭了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另一些印欧语游牧者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伊朗高原，向印度和东方的迁徙活动也于此时开始。第二个高潮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250年～前950年间，它的前奏曲是卢卡人、阿卡亚人等“海上民族”对埃及和地中海东岸诸国(赫梯、腓尼基等)的劫掠和入侵，而“海上民族”对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侵略说到底又是一支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多利亚人南下浪潮挤压的结果。在这次冲击高潮中，粗犷野蛮而精力旺盛的多利亚人摧毁了由他们的游牧先驱者阿卡亚人建立的迈锡尼文明，致使希腊社会经济萧条、人口流失，各种文化制度瓦解，倒退到一种黑暗的蒙昧状态中。这种蒙昧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希腊诸城邦崛起时才结束。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由于赫梯帝国的衰落而留下来的真空地带，很快就由闪米特语系的游牧民族——阿拉米人和希伯来人填补上了；而另一支闪米特游牧者迦勒底人则极力向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进行渗透。稍晚些时候，欧亚草原上新崛起的印欧语系游牧者米底人和波斯人也先后趁着这次冲击高潮的余波冲入伊朗高原，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富饶的沃土，并最终在西亚和中亚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波斯帝国。在印度河流域，此前已侵入哈拉巴文明地区的雅利安人开始了与达罗毗荼人的土著文化的融合过程和文明化改造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不像几个世纪以前雅利安人的暴力征服活动那样充满了血腥味，但它对于后来的印度文明的深刻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四大《吠陀》书和婆罗门教就是这种影响的有力见证，它们后来以否定的方式导致了佛教和耆那教的产生，又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导致了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的复兴。与此同时，在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的另一边，来自西部高原的、在不久前刚刚完成了从游牧生活方式向农耕生活方式转化的周民族，实现了对商王朝的政权更迭。而周王朝自建立以后，其西北边界始终受到诸戎狄部落的骚扰，这种持续不断的骚扰最终又导致了西周的覆灭，并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混乱之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汉帝国的产生。在这些不断威胁中国西北边境的戎狄部落中，有一支就是后来成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进行第二次大入侵的主力军的匈奴人。 

    从公元前2000纪初至公元前1000纪中叶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冲击，是人类历史上历时最长久、成分最复杂、过程最扑朔迷离的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活动。这场大冲击的主要发动者是印欧语系的诸游牧民族，此外还有闪米特语游牧者和中国西北部的诸戎狄部落，而它的承受面则是从西至东分布在旧大陆整个农耕地带上的所有亲代文明国家。这次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嬗变(新旧文明的更迭)和文明地域的扩展。从文明形态更迭的时间坐标上看，米诺斯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中国夏商周文明等亲代文明灭亡了，古代埃及文明无可拯救地衰落下去，在旧文明的废墟上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代文明(即古典文明)，它包括希腊罗马、波斯帝国、古代印度和中国秦汉帝国。从文明域界扩展的空间坐标上看，文明的地域范围从北回归线至北纬35度的狭长地带向北扩展到多瑙河——高加索——药杀水(今锡尔河)——天山山脉一线，大约扩展了8至10个纬度。匈奴人的西进运动与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

　　如果说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主要是由游徙于欧亚大草原中部的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发起的，那么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主力军却是游牧于中国西北边境的匈奴人。这次入侵浪潮的矛头虽然也是指向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地区，但是其推进趋势却是从东向西的波浪式展开。如同多米诺骨牌运动一样，这次民族大迁徙活动呈现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欧亚大草原上的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被卷入到这场来势汹汹的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浪潮中。匈奴人从公元前2世纪(甚至更早)到公元后4世纪不间断的西进运动促成了欧亚大草原上各游牧民族的南迁和西徙，最终导致了整个古典文明体系的崩溃。

　　中国华夏苗裔自商周之时即已与匈奴发生联系。范文澜先生写道：“西周最紧急的外患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戎狄族散布地域很广，陕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极大部分都是戎狄族居住地。商周人称他们为戎狄，又称为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獯鬻、狁，表示对他们的憎恶(战国以后称胡，又称匈奴)。”^［4］先秦史料中有关于武丁伐鬼方、季历伐鬼戎、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宣王伐狁的记载。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活动之地，戎狄族曾多次骚扰周朝疆域，对农耕社会的定居生活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带来了破坏性的灾难。《诗经·小雅·采薇》曰：“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西周与戎狄之间的冲突持续了数百年之久，西周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周幽王就是被戎狄杀死于骊山之下。春秋战国时期，戎狄与华夏列国曾多次交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防御戎狄即匈奴人的侵犯，在列国北部旧城墙的基础上修筑了万里长城，并不断地徙谪戍边，以实边塞，构成了阻止匈奴南犯狂潮的坚固屏障。到了秦末，国内烽烟迭起，“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汉高祖平定宇内后，匈奴更成为中国之大患。自高祖至孝文帝，汉朝在匈奴的强劲攻势面前基本上持防御政策。从汉武帝到东汉和帝之间，汉政府开始采取主动出击的姿态，派遣大军深入漠北和西域，屡破匈奴，设立朔方郡和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河西四郡，广置边塞烽系统。在汉军的强大攻势下，部分匈奴(北匈奴)不得不向西迁移，从而拉开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入侵的序幕。

　　在匈奴人的西进浪潮面前首当其冲的是原来游牧于敦煌以西的大月氏人。公元前2世纪时，大月氏人就迫于匈奴人的挤压而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与天山山脉组成的自然屏障进入中亚，征服了大夏(巴克特里亚王国)，并与当地居民相混杂。公元1世纪中叶，大月氏五个部落中最强大的贵霜部落兼并了其他四部，建立了地跨中亚细亚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另一支停留在乌浒河(今阿姆河)畔的大月氏人则与西进的匈奴人相混合，形成了哒即所谓白匈奴。公元5世纪初，哒人由中亚南下，侵入伊朗东部和印度西部地区，对波斯人的萨珊王朝构成了强有力的威胁，最终摧毁了笈多王朝并破坏了“黄金时代”的印度文明。

　　公元2世纪以后，匈奴人由中亚继续向西，稍后进入伏尔加河流域、顿河流域和北高加索一带。原来栖居于此的阿兰人被迫转向西南，与日耳曼部族中的汪达尔人混居。公元374年匈奴人跨过顿河，进入东哥特人等日耳曼游牧部落的活动区域。野蛮的日耳曼游牧民放抵挡不住更为强悍的匈奴游牧者的强大攻势，在征得罗马帝国统治者的许可之后越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罗马帝国之所以同意日耳曼人进入其境内，是为了缓解兵源匮乏之忧，企图利用这些勇猛的日耳曼游牧者为其戍边。然而曾几何时，野性未泯的日耳曼游牧者就掉转头来成为进犯罗马帝国的急先锋，拉开了西罗马帝国毁灭的序幕。为匈奴人所迫和继匈奴人之后，日耳曼各部落(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伦巴第人等等)以及阿兰人、阿瓦尔人、马札尔人等欧亚草原上的游牧者纷纷像潮水一般涌入罗马帝国，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古典文明的终结。

　　在东方，汉帝国在抵御匈奴人的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虽然获得了暂时性的胜利，但其精力也逐渐消耗殆尽。到了汉代末年，由于农民起义和诸侯迭起，曾经不可一世的汉帝国终于毁于战乱，而一度臣服于汉朝的南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也乘机再度崛起。公元316年，匈奴首领刘曜夺取长安，晋朝遂告灭亡。此后羯人、鲜卑人、氐人、羌人纷纷入主中原，建立胡人政权，形成“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来临。 

　　然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故事至此并未结束。由匈奴人引起的游牧民族大入侵和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的余波在中国晋王朝、西罗马帝国和印度笈多王朝灭亡以后又持续了一两个世纪之久，直到公元7世纪，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国大唐王朝才从混乱局面中真正确立和重建起来。然而就在这时，居住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支游牧民族——贝督因人又从农耕世界的南面对刚刚稳定下来的旧大陆各文明中心发起了攻击，从穆罕默德建立伊斯兰教到阿拔斯王朝崛起的100多年时间里，阿拉伯人把他们的疆域扩大了几十倍，先后征服了亚美尼亚、叙利亚、两河流域、波斯萨珊王朝、埃及、北非、西班牙和印度河西岸地区，并严重地威胁着西方基督教社会和拜占庭帝国，从此奏响了宗教时代文明对垒的新乐章。 

　　概而言之，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根本原因是处于强盛状态的秦汉帝国对企图东进和南下的匈奴人入侵浪潮的有力遏制和坚决反击，而它的历史结果则导致了东起秦汉帝国、西迄罗马帝国的整个古典文明的覆灭。从时间坐标上来看，第二次农、牧世界大冲突和大融合促成了人类文明历史从古典时代向宗教时代的过渡，具体地说，它导致了秦汉帝国、大夏王朝、笈多王朝、萨珊王朝、西罗马帝国以及早已名存实亡的古代埃及文明的衰落和灭亡，并且在这些旧文明形态的废墟上促成了一批新文明形态的产生，如唐宋帝国、阿拉伯帝国、西方基督教文明和拜占庭帝国。从空间坐标上来看，这次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使得游牧于欧亚大陆上的—部分匈奴人、鲜卑人、大月氏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南的日耳曼诸部族、马札尔人和阿拉伯人进入农耕世界，摆脱了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而开始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文明的域界因此又向南北两个方向扩展了约20个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