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性作用
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草原文化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这种作用是持久的、广泛的，也是深远的。
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历史年代。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力排众议，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主动接受草原文化，引起广泛影响。西汉前期，由于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匈汉之间通过“关市”贸易开展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出现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的到来，各民族文化和风气上的互学互染，形成了“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气象。唐代更是“胡风劲吹”，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达官贵人、普通百姓趋之若鹜，呈现出“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盛况。唐代以后，契丹、女真先后入主中原。金朝统治区域较之辽朝南移，表现出北方民族对中原内地文化的影响渐次高涨。在金代，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即肇始于此。
蒙元时期，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推动下，草原文化的对外影响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蒙古汗国的建立，从整体上开通了我国与欧亚各国间的联系，北方民族、中原内地同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加快了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汇聚互融进程。
在满族建立的清朝时期，草原文化在多领域得到长足发展。满族的许多文化被内地各民族所接受，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具有新鲜活力。鸦片战争以后，北方草原各民族与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为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各族人民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在继承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奋斗，建设着空前繁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历史谱写着新的篇章。
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作用不仅是持久的，也是广泛的。在衣食住行领域，赵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改变了中原居民沿袭已久的着装习惯，也改变了商朝以来驾车作战的军事传统，对此后中原民族的服饰演变、军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服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秦汉之后的古代中原服饰，基本上都可以视为北方民族服装的变体。北朝时期鲜卑等北方民族组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的开凿，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艺术瑰宝。北魏末期，“六镇起义”引起六镇边地的鲜卑人及鲜卑化的汉人进入中原地区，致使鲜卑语言、风俗在东魏、北齐成为时尚。北方汉语受到鲜卑语影响，时人称北方方音“北杂夷虏”。传入中原的乐器主要有箜篌、琵琶、筚篥、横笛、胡角，而一首《敕勒歌》，传唱千余年，流传至今。北方草原民族素以军事称强，其军事文化在制度层面上对中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开此例的就是鲜卑等民族的军镇制和府兵制。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礼俗、饮食、音乐、舞蹈、体育、绘画、艺术及宗教等各个方面，古代汉文典籍中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笳、胡琴等词汇，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对中原文化持久、广泛的作用过程中，草原文化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一路走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总有一种向南发展的倾向。辽以前，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对中原的频频渗透，逐步进入；从辽开始，这种倾向则主要表现为发动征服战争，入主中原。产生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北方草原民族对于物质文化交流的需求和被中原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所吸引。除上述原因之外，宋代以来，中原朝廷到末期广泛弥漫的腐败萎靡之风所导致的朝廷积弱、不堪一击，也促使草原民族戎装南下。历史清楚地表明，辽、金、元、清入主中原，都曾起到过摧枯拉朽、横扫萎靡之风的作用。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屡屡入主中原，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一次次注入新鲜血液。诚如陈寅恪所说，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胡人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局”。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伴随着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武力征服而来的，是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也是草原文化同中原内地文化的汇聚。这种大规模的融合和汇聚每进行一次，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一次加强，它所产生的向心力、凝聚力也就进一步增强；正是这样一次次的大规模融合、汇聚，加速推动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日益壮大，中华文化长盛不衰，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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